王益
经中央批准，这位现任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已经于端午节期间被“双规”，原因与其多年来在证券市场的各类违法违规活动直接相关
【《财经网》专稿/记者 于宁 张宇哲】52岁的王益没有参加6月10日下午的国家开发银行行长碰头例会。消息表明，“经中央批准”，这位现任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已经于端午节期间被“双规”。
今年以来，市场上屡有王益被调查的多种说法，在4月29日涌金集团董事长魏东跳楼自杀后传闻更盛。公开报道显示，6月8日端午节当天，王益还在浙江省宁波市出席博鳌现代物流与自由港国际论坛并发言。
《财经》记者从多个渠道确认，王益已经被“双规”。开行照例在每周一召开行长碰头会，参加人员为行级领导及一些重要局室负责人。端午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6月10日，周二），人们没有在这个会上看到王益。据宣布，王益因“重大违规”接受“双规”调查。
目前，王益“出事”的消息已经广为国家开发银行中高层人士所知。王益事发缘何尚无官方说法，而多家消息来源均称，此次王被“双规”调查，与其多年来在证券市场的违法违规活动相关。
今年52岁的王益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曾担任国家前领导人薄一波的秘书，1992年至1995年任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副主任，1995年11月至1999年2月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分管股票发行、基金等重要部门，后调任国家开发银行任副行长至今。
2007年起，出身白族、热爱音乐的王益作词作曲的《神州颂》在全国很多城市进行演出，演出阵容庞大，耗资不菲。知情人士称，与王益关系密切的企业有的直接提供赞助，有的则买下数百张票让员工去看，其中不乏一些券商和基金管理公司。不久前自杀身亡的“涌金系”掌门人魏东，据信与王关系密切。涌金旗下的国金证券董事长雷波是王益在证监会时期的秘书，魏东的哥哥魏锋是王益《神州颂》演唱会的策划人之一。
1999年2月，王益从证监会调任国家开发银行担任副行长，分管研究部等部门。一些市场人士反映，王益并未就此离开证券界，凭借其深厚的人脉关系活跃于资本市场与证监会官员之间。据悉，广发证券借壳的内幕交易、太平洋证券的蹊跷上市等，都与王益颇有瓜葛。■
附：王益简历
生于1956年4月1日
籍贯：云南剑川
出生地：云南龙陵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现职务：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副部级）
主要学历：
1978．9－1984.2：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硕士研究生，分别获学士和硕士学位；
1994．9－1996.9：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并获博士学位。
主要工作经历：
1985．11－1992.9：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厅；
1992．10－1995.10：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副主任；
1995．11－1999.2：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1999．2至案发前：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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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staff reporters Yu Ning and Zhang
Yuzhe
Caijing has learned that Wang Yi, a
vice governor for the China
Development Bank (CDB), has been
detained while being investigated
for alleged misconduct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ecurities market.
The 52-year-old executive failed to
appear at CDB’s weekly meeting of
high level officials on June 10.
Sources told Caijing that Wang is
under “double-regulation” – an
extra-legal form of detention
imposed on memb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Industry insiders think the probe
was triggered by allegations that
Wang violated securities
regulations.
Market rumors about an investigation
of Wang’s activity surfaced in late
April. He was last seen in public
while delivering a speech June 8 at
a conference in Zhejiang Province.
Industry insiders told Caijing that
Wang frequently tapped his market
connections and allegedly was
involved in the insider trading case
involving Guangfa Securities as well
as the unusual IPO of Pacific
Securities.
Wang was closely connected to
financial tycoon Wei Dong, who
leaped to his death from his
parents’ Beijing apartment in April.
In the 1990s the chairman of a
securities firm under Wei’s wing had
worked as Wang’s secretary at the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CSRC), the nation’s key
markets watchdog.
Moreover, Wei’s brother was the
director for a traveling music show
promoted and arranged by Wang.
A member of the Bai minority, Wang
is a self-taught composer and
passionate musician. Company
officials seeking to curry favor
were major sponsors of his shows,
and some filled seats with their
staffers after buying hundreds of
tickets.
According to the CDB Web site, Wang
has served as one of CDB’s four vice
governors and a member of the bank’s
CPC committee since January 1999.
Previously, he spent four years at
CSRC as a deputy chairman, and from
1992 to ’95 he was deputy director
at the securities office for the
State Council, China’s cabinet. Wang
also served as a secretary to Bo
Yibo, a former senior CPC leader who
died last year.
Wang graduated with a history degree
from Beijing University and a
received a doctorate in economics
from Southwest China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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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网》专稿/记者 于宁 张宇哲】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6月8日晚被正式“双规”，事涉多宗证监案。
国家开发银行（下称国开行）还未在行内正式宣布王益被“双规”，但这一消息已经传遍行内外。截至《财经》记者发稿前，国开行的新闻部门负责人未能就此案作出回应。
案涉多项证券违法违规活动
王益在6月8日端午节当天，赴宁波参加博鳌现代物流与自由港国际论坛并发言。在当晚由栎社机场搭机返京途中，他在乘坐的头等舱里受到办案人员监控。飞机抵达北京后，办案人员随王益至其办公室，正式执行“双规”。
据《财经》记者了解，在6月10日上午的国开行党委会及下午的行长碰头会上，已小范围宣布了王益因经济问题被“双规”的消息。此举“经中央批准”，且王案涉“重大违规”。目前人们更关心的是王益接受调查的原因。多家消息来源均称，此次王被“双规”调查，与其多年来在证券市场的各类违法违规活动相关。
今年52岁的王益曾在在证券监管机构任职多年。他1992年至1995年任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副主任，1995年11月至1999年2月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分管股票发行、基金等重要部门。王益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并曾任前国家领导人薄一波的秘书。
1999年2月，王益从证监会调任国开行任副行长，分管研究部等部门。在新的岗位上，他仍然对证券市场深为关注。一些市场人士反映，王益凭借其深厚的人脉关系，一直活跃于市场与证监会官员之间。
今年2月，王益在国开行的一位前任秘书因受贿数万元受到调查。相关案件进一步显示，王益胞弟王磊曾不当收受高额财务顾问费。消息人士在透露上述情况时告诉《财经》记者，案情暴露后，办案人员顺藤摸瓜，发现王益多年来在证券市场中的大量问题。
亲属涉足太平洋证券
比王益小两岁的王磊与备受争议的太平洋证券（上海交易所代码：601099）上市案牵涉颇深。这家公司于去年12月28日在上交所挂牌，即被指上市路径不同寻常。它通过与云大科技（上海交易所代码：600181）股东换股而上市，其路径既非借壳亦非新股发行；有证监会官员称之为股改中的特例，但如此难以复制的“特例”，引发诸多非议。
太平洋证券上市的程序问题，早在今年年初就被举报至有关纪检部门。举报称，证监会、云南国资局的官员涉嫌内幕交易，在股改之前曾购入太平洋证券原始股。太平洋证券上市开盘价达到46元，即使按照6月23日23.11元的收盘价计算，也获利近23倍。
《财经》记者调查发现，截至2007年3月31日，也就是太平洋证券筹划上市前后，该公司进行了两轮增资扩股，股本扩大了1倍，股东数量也增加到16家，其中不乏鲜有耳闻、来历难辨的“神秘股东”，其中更有一家小股东与王益的亲属有直接利益安排。
这家公司名为天津市顺盈科技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出资1503万元，下称天津顺盈），持太平洋证券原始股的1%。该公司注册于2001年，注册时的法人代表即为王益胞弟王磊，后将主要股权转让至其胞妹王薇。之后王薇亦于2007年5月16日名义退出。2008年3月18日，该公司股东会决议，原股东再次将股权转让给宗建文、覃伟桥两位法律界人士。知情人士分析，最后一次股权转让，发生在今年2月太平洋证券上市被调查后，不排除现在的股东均为代持人。
市场上风云一时的“涌金系”亦与王益关系密切。4月29日，涌金集团董事长魏东跳楼自杀，曾引起市场种种猜测。2007年起，出身白族、热爱音乐的王益作词作曲的《神州颂》在全国很多城市演出，阵容庞大，耗资不菲。知情人士称，与王益关系密切的企业有的直接提供赞助，有的则买下数百张票让员工去看，其中不乏一些券商和基金管理公司。“涌金系”掌门人魏东据信与王益关系密切。涌金旗下的国金证券董事长雷波是王益在证监会时期的秘书，魏东的哥哥魏锋是王益《神州颂》演唱会的策划人之一。■
附王益简历
出生于1956年4月1日
籍贯：云南剑川
出生地：云南龙陵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现职务：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副部级）
主要学历：
1978.9－1984.2：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硕士研究生，分别获学士和硕士学位；
1994.9－1996.9：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并获博士学位。
主要工作经历：
1985.11－1992.9：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厅；
1992.10－1995.10：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副主任；
1995.11－1999.2：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1999.2－案发前：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
《财经网》既往相关报道：
祸起证监案
国开行副行长王益被“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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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6月8日王益意外被“双规”的十天之后，国家开发银行（下称开行）终于对此案作出回应。
据开行政策研究室有关人士口头通知，“中央纪委、监察部按照规定对国家开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王益同志的严重违纪问题，经初步核查后，研究决定，并报请中央批准，立案检查，并采取两规措施，王益同志已于6月8日离开工作岗位接受审查。”
6月8日，王益仍出席了宁波“博鳌现代物流与自由港国际论坛”并做公开发言。但是在返京的飞机上，王益乘坐的头等舱已被中央纪委专案组成员控制。飞机着陆后，王益即被专案组成员带至其位于阜成门外大街的开行办公室，而后被正式隔离审查。
6月10日，端午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开行党委会内部通报了这一消息。
当日下午，在由开行行领导及主要部门主任参加的每周碰头例会上，与会者未能见到王益。此时，消息已广为开行的中高层人士所知。
6月11日晚，《财经网》率先报道了这一消息。
《财经》记者获知，早在今年4月下旬起，王益、涌金集团董事长魏东等人即被有关部门实施监控。正当警方协助中央专案组欲控制魏东之际，4月29日，魏在北京跳楼自杀。多位知情人士均表示，魏东之死与王益案关系重大。
目前，王益案发缘由尚无官方说法。不过，有关权威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专案组“双规”王益之际，已掌握其违纪违法问题，主要集中于其收受贿赂、家属经商及个人作风问题。不过截至日前，相关调查已指向资本市场多起要案，王益亦在受查一周后开口交代相关问题。
知情者描述，被“双规”之时，王益的表情阴郁而镇定。担任了开行副行长八九年之久的王益，此前最重要的经历是担任证监会副主席一职位，离任后对证券市场仍有相当隐秘而巨大的“影响力”，多年来争议不断，但始终屹立不倒，直至此次被“双规”。
亦官亦商
1956年4月，王益出生于滇西龙陵的一个普通白族家庭，排行老大，有一弟一妹。恢复高考之后的1978年，22岁的王益考上了北京大学（下称北大）历史系，先就读本科，并继攻读研究生。
毕业后不久，王益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厅，担任了副主任薄一波的秘书。从1985年11月到1992年9月，在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厅工作的七年间，因工作关系，得以与闻政要。一位接近王益的人士称：“省级以上的干部包括秘书，王益很多都很熟悉，可以直接打交道。”
1992年10月，王益被调至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担任副主任。此时的国务院证券委是个虚设的机构，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兼任主任，然后联络十个部委的“一把手”做委员或者副主任，并无具体的办事机构；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因此成立，办公室主任是马忠智，副主任是王益和庄心一，主要任务是协调重大政策和各部委的关系。
在当时，由于证券委办公室终属闲曹，并无实权。1993年，公职在身的王益开始尝试步入商海。他曾在海南炒作房地产并涉身股市，年底又创办北京百峰新技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百峰），并出任董事长。在商场上，王益还有一个身份是“中国企业评价协会理事”。
百峰一家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认定的新技术企业，并被列为国家科委股份制改革试点企业，注册资本5000万元，六家发起人出资3000万元，股东总数49家，控股股东为海南海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海南海峰），占36.26％的股份，法定代表人是王益之妻王昭明。
王昭明是王益在北大历史系本科和研究生同学，比王益大两岁，北京人。王昭明考入北大之前是新侨饭店的团委书记，毕业之后仍在饭店工作，1988年-1989年间任五洲大酒店总经理助理。王1992年3月获得伯利兹国籍。
工商资料显示，百峰先后参股了云南宝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组建青岛新益城市信用社等，且从国家科委申请到了13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票发行额度。
1995年，海南海峰因宏观紧缩而出现销售困难，最终几乎全军覆没。该公司早在1992年10月以中外合资的形式成立，注册资金1500万元；中方股东集浩房地产（深圳）有限公司出资900万元占60％的股份，王昭明旗下的香港百峰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出资600万元等额外汇占40％股份，王昭明担任海南海峰的董事长。
但1995年海南房地产陷入低迷。1996年7月，中方股东将股权转让给洋浦新洲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变更为董为民。
主要是由于从商期间，夫妻感情恶化，接近王益夫妇的知情人称，夫妻一度吵架不断。1996年，王益离婚。此前的1994年8月，王益辞去了北京百峰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职务。最终百峰上市亦未果。
市场游戏
1995年11月，年仅39岁的王益成为证监会副主席。这一阶段证监会还处于早期的初创，王益分管了发行、基金等最为核心的部门，位高权重，直到1999年2月被调离证监会。
一位熟悉王益的人士称：“王益的目标曾是当证监会主席，但是他的告状信有一尺高。调任开行虽然升至副部级，实为明升暗降。”
至案发前，王益在开行是排名第三位的副行长，分管政研室、稽核、业务发展局、投资业务局的产业整合等部门。
“王益在开行不得志，一直郁郁寡欢，真正理解他的是证券业的人，比如魏东。”市场人士认为，王益在民营机构中培养最成功、过从甚密的“大佬”就是涌金的魏东。
创建了“涌金系”的魏东在生前积累巨额财富，旗下有九芝堂（深圳交易所代码：000989）、国金证券（上海交易所代码：600109）等上市公司。尽管其为人颇有私德，在朋友圈内口碑甚佳，但综合其发家史，一位业内人士一言概之：“内幕交易的受益者”。
“王益很早就建议魏东投资法人股，比如每股1元买招行法人股；后来建议他借壳上市，国金是第一个借壳成功的。”一位知情人士称。
事实上，王益虽然早已离开证监会，但从未离开过证券市场，他在证监会期间，在证券界建立了深厚的人脉关系，不仅提拔的数位官员在他离任后仍担当要职，且在证券业界也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位知情人士分析称：“凭借曾经当过证监会副主席的资源，王益掌握了大量的内幕信息，挣钱的机会很多，在各路诸侯中挑选几个扶持起来很容易。”
“王益是奸雄，懂政治，懂市场，有眼光，很爱才，很仗义，但也很霸气，喜欢充当江湖老大，收服人心。”一位证券业资深人士亦如此评价。
仕途失意的王益近年来忽然痴迷作曲，市场上亦不乏曲意逢迎之徒。据悉，曾有一家证券公司在周年庆祝会上由员工演唱司歌，该公司老总边看边给王益打电话：“老板，我们在演唱您创作的歌曲。”2006年6月10日，王益词曲的合唱《去远方》在北京音乐厅上演，即以“南方基金之夜”冠名。
染指太平洋证券
2007年太平洋证券离奇上市，是王益及其合作者们通过关系网点石成金的一个“杰作”。
2007年12月28日，太平洋证券（上海交易所代码：601099）在上交所挂牌，令市场颇为震惊。资料显示，太平洋证券2004年、2005年分别亏损1623万元和2亿元，2006年才盈利。
更令人奇怪的是，太平洋证券通过与云大科技（上海交易所代码：600181）股东换股而上市。这一路径既非新股发行也非借壳，因为新股发行要通过发行部和发审委，借壳上市涉及到重大重组，需要重大重组审核委员会的审批，从使用新的股票代码来看不属于借壳，但又达不到IPO标准。更加蹊跷的是，太平洋证券挂牌是由证监会办公厅向上交所发文。
据今年2月的《证券市场周刊》报道，2007年12月21日证监会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有关问题的批复》（证监办函【2007】275号），称“云大科技股改与太平洋证券定向增发、换股并重组上市组合操作相关事宜已经我会批准，你所可据此按照有关规定程序核准其股票上市申请”。但这一批文却从来没有公开过，证监会网站上只公布了机构部于2007年4月同意其增资扩股的批复。
对于媒体的质疑，证监会并未予以表态，涉及到如此重大事项的太平洋证券也未停牌做出说明。据证监会有关人士向《财经》记者私下解释称，这是“股改特例”，现在对外的统一口径是“集体决策”。
但是，太平洋上市事涉蹊跷，早已有迹可寻。
今年初有举报称，证监会、云南国资局的官员涉嫌内幕交易，在股改之前曾购入太平洋证券原始股。太平洋证券上市开盘价达到46元，即使按照6月20日19.03元的收盘价计算，也获利近20倍。
一位知情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王益是云南人，能把当地、肖建华（原太平洋证券实际控制人）联系起来，并打通必要关节的，正是王益。”
目前可以查证到的是，王益的亲属已涉足太平洋证券原始股。
《财经》记者调查发现，截至2007年3月31日，也就是太平洋证券筹划上市前后，该公司进行了两轮增资扩股，股本扩大了1倍，股东数量也增加到16家，其中不乏鲜有耳闻、来历难辨的“神秘股东”，其中更有一家小股东与王益的亲属有直接利益安排。
这家公司名为天津市顺盈科技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下称天津顺盈），出资1503万元，持太平洋证券1％的原始股，但上市后的当前市值则高达近三亿元。该公司注册于2001年，注册时的法定代表人即为王益胞弟王磊，后将主要股权转让至其胞妹王薇。之后，王薇亦于2007年5月16日名义上退出。
2008年3月18日，该公司股东会决议，原股东再次将股权转让给宗建文、覃伟桥两位法律界人士。知情人士分析，最后一次股权转让，发生在今年2月太平洋证券上市被调查后，不排除现在的股东均为代持人。而覃伟桥目前已公开否认了他是该股权的受益者。
调查进行时
对于王益被“双规”，很多证券业内人士都不意外，认为不过是迟早问题。不过，在关于太平洋证券的调查并无明显进展的时候，一直逍遥在外的王益突然被“双规”，仍令人颇感突然。
知情人士称，对王益的举报信很多，他早已受到有关部门的“关注”。今年2月，王益在开行的第一任秘书孟涛因在河南的一笔贷款中受贿数万元而被捕。
办案人员顺藤摸瓜，了解到深圳利联太阳百货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涛曾以自己企业的名义，替王益送给中央电视台一名女主持人两套房。该公司亦为太平洋证券的小股东（持股0.67％），并赞助了王益词曲的《神州颂》在深圳的一场演出。李涛还是《神州颂》演唱会DVD项目的策划人之一。
几乎与此同时，王益之弟王磊也因在开行河南的一笔贷款中，以财务顾问费的名义获取数千万元而被调查，并被发现持有太平洋证券股票。春节之后，有关部门即前往云南和深圳，调查部分太平洋证券股东的银行账户，此时，公安部亦参与其中。其时，如魏东者正在帮助王益“营救”王磊。
在调查过程中，有关部门了解到与王益关系密切的20余人的名单，并找部分人员谈话。其中一些人闻讯离境，包括与太平洋证券密切相关的数位人士。
4月底，王益、魏东相继被有关部门叫去谈话。
4月29日，魏东在北京的父母家中从9层跳楼自杀。
5月6日，王益亦出席了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的魏东的隆重追悼会。
在证券界根深已久，王益一案牵连必广。据《财经》记者了解，尽管目前查实的违规违纪主要是收受贿赂、家属经商及个人作风问题，但相关调查已指向证券界的多起要案，一场大戏刚刚开幕。■
本刊记者段宏庆、康伟平对此文亦有贡献
王益简历及重要活动
1956年4月生于云南龙陵一个普通家庭
1978年9月－1984年2月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硕士研究生，获硕士学位
1985年11月－1992年9月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厅，曾任薄一波秘书
1992年10月－1995年10月任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副主任
1993年12月－1994年8月任北京百峰新技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994年9月－1996年9月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并获博士学位
1995年11月－1999年2月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分管发行、基金等重要业务
1996年与妻子王昭明离婚
1999年2月至2008年6月初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升为副部级
2004年开始策划《神州颂》演出
2005年王益作词作曲的合唱《去远方》在国家交响乐团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音乐会上首次登台
2006年12月王益作曲、作词的《神州颂》在北京音乐厅首演，
至今已演出五十多场
2007年12月28日太平洋证券上市，王益亲属持有原始股
2008年2月－4月王益的前任秘书孟涛、其弟王磊及李涛相继被调查
2008年4月以来王益被有关部门监控，并被限制出境
2008年5月6日出席涌金董事长魏东自杀后的追悼会
2008年6月8日出席在宁波召开的“博鳌现代物流与自由港国际论坛”，返京时被中央纪委专案组“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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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颂》：王益的“新衣”
作者：《财经》记者 杨彬彬 于宁 陈中小路 [2008-07-21 12:56:46 ] 共有 64 条点评
在弘扬主旋律的背后，王益利用其政经人脉刻意经营、强力推广，是《神州颂》这颗“卫星”成功的秘密
“每一个音符我都喜欢”；“中国的《安魂曲》”；“交响乐中国化和交响乐大众化的一个范例”……
这些出自中国音乐界权威人士的评论，听起来像是在赞美贝多芬或莫扎特。但事实上，这位被赞美者没有接受过一天专业音乐训练、不识五线谱；甚至在他46
岁之前，可能从未完整听过一部古典音乐作品，却在随后的六年间，陡然成为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下称国交）舞台上的“天才音乐家”。
他就是王益，前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原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同时也是十余首歌曲及大型交响组曲《神州颂》的署名作者。
自2006年12月9日在北京音乐厅首演，至2008年5月17日在深圳音乐厅最后一次演出，短短一年半时间，由王益“作词作曲”、国交演奏的《神州颂》在全国巡演超过50场。互联网上甚至一度出现了一个域名为www.wymusic.cn的“王益音乐粉丝网”。现在，这个网站已无法登录。
一个国家级交响乐团，以如此高的频率密集演出一位业余作者的同一作品，实属罕见。熟悉中国演出市场的人士指出，如此“盛况”，只有当年的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能与之相比。
6月8日端午节当天，王益因严重违纪，在出差返京后被有关部门隔离审查，迄今尚未进入司法程序。但王益的“新衣”，就此还原本色。
由于王益被“双规”，昔日令音乐界趋之若鹜的《神州颂》变成了“烫手山芋”。6月24日、25日，国交在深圳音乐厅的演出曲目悄然变脸，主办方将《神州颂》改成了《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等十余首红色颂歌。人民音乐出版社原计划年内出版《神州颂》“交响总谱”，现在出版计划亦无疾而终。
“开天耳”神话
王益由金融界大人物摇身一变成为“音乐天才”，据说缘于2002年的一次西藏之旅。
王益曾在不同场合讲述过这个“神奇的故事”：2002年，他与一些朋友结伴去青藏高原旅游，“面对青藏高原的壮丽美景，突然就有了歌颂中国山河壮丽的强烈冲动，跟着自己的感觉嘴边开始随情地哼出了一个旋律。”
“我绝对不是一个唱歌好听的人，但当时就是这么唱了，朋友们听了都觉得好。”王益说。
叫好的朋友中，就有中国交响乐团（后更名为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团长、著名作曲家关峡。
这位曾为电视剧《围城》、《我爱我家》、《激情燃烧的岁月》配乐的专业人士向《财经》记者证实，他当时曾鼓励王益：“你要能把这个曲子写出来，我就帮你在音乐会上演奏出来。”
王益日后曾向媒体表示：“我的学习经历是历史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工作经历是中国证监会和国家开发银行。惟一可能跟音乐有关系的就是我是云南白族人，有一种对音乐的天生的喜欢。”不过他也承认，母亲白族的出身，并没有使自己在儿时形成“音乐爱好”。
不过，王益一旦写作，即肯定者众，“创作热情”亦从此一发不可收。虽然最初甚至不识简谱，王益凭借常人罕有的自信大胆创作，靠作曲软件弥补专业不足，在短短两三年时间，写出了《香格里拉》、《梦丽江》、《火红鸟》、《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家乡》、《要让北京更美丽》、《将军归》、《额尔古纳》、《好男儿》、《百姓平安天下安》等多首歌曲，而且曾由毛阿敏、韩红、戴玉强、谭晶、祖海、韩磊、王丽达等著名歌手演唱。
“开天耳”之后的2004年5月，王益完成一曲《希望》。很快，这位前证监会副主席的新作成为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所歌”。
非专业出身的王益，获得了最优秀的作曲家都难以企及的演出机遇。2005年9月3日，国交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音乐会上，演出了王益“作词作曲”的合唱《去远方》，担任钢琴伴奏的是旅美著名钢琴家殷承宗。这是王益作品首次登上音乐厅舞台。
尽管在这个时候，已有包括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郭文景在内的一些专业作曲家批评王益为“音乐骗子”，一些音乐界权威人士也委婉建议王益“差不多了”，但是王益的“创作热情”丝毫未受影响。
2006年12月9日首演的“交响组曲”《神州颂》，终于把他的“音乐生涯”推向巅峰。
“交响”虚实
早在2004年，王益开始构思创作一部大部头的“交响作品”，并得到了文化界有力人士的多方鼓励。
一位国交内部人士透露，自《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后，文艺界一直没有推出一部正面歌颂祖国的大型声乐作品，王益创作《神州颂》的想法，正好满足了这一需求。
不过，用一位专业作曲家略带夸张的话来说，从单旋律简谱歌曲，到创作四乐章多声部五线谱交响乐，其中的差距，“并不比从猿进化到人的差别更小”。
按照专业作曲理论，要写出一部合格交响乐作品，至少需要和声、复调、曲式、配器四个方面的技能。这些技能，仅基础常识就需要在音乐院校学习五年。显然，对于后来才粗通简谱记法、连交响乐队乐器都认不全的王益来说，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王益本人曾对外公开承认，自己并不识谱。朋友送给他一堆乐理书，但都没有看完。后来朋友劝他“不应该受这些理论的束缚”，从此如释重负，只依靠电脑编曲软件作曲。
一位看过王益早期创作手稿的业内人士披露，王益最早手写的单旋律简谱经常出现脱拍、增拍现象，在使用了带有自动纠错功能的电脑编曲软件后，打印出来的简谱原稿才解决了基本的音乐节拍问题。
曾参与过王益作品排练的音乐界人士也告诉《财经》记者，王益对自己的作品看得极重，每次经人配器的总谱出来后，都要反复核对。不过他看不懂五线谱，无从核对五线总谱和自己简谱原稿的差别，重点就是核对歌词，发现一字笔误也要纠正过来。
王益酷爱拿着谱子为朋友们演唱自己创作的歌曲，但每每音、谱错位。曾多次听过他演唱的一位音乐界人士解释，王益只是粗通简谱记法，毫无视唱练耳基本功，自然对音准、节拍、节奏缺乏概念，只能“即兴创作”。
2006年12月9日，《神州颂》在北京音乐厅进行首场演出。当晚，王益身披红色哈达，首次以“作曲”身份站在上百名国家交响乐团乐手中间，终于实现了“交响梦”。
无论是简谱手稿、首演节目单、影像制品封套，还是接受媒体采访，王益及其合作伙伴均将《神州颂》称为“交响乐”、“交响合唱”。但在音乐专业人士看来，这实在是个巨大的误会。
按照经典西洋音乐定义，狭义的交响乐即交响曲，是通过管弦、打击等各种乐器塑造音乐形象的大型器乐套曲形式。自17世纪末由意大利式歌剧序曲演变诞生，经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等大师的创作实践，最终确立了四乐章的基本曲式，即：第一乐章，奏鸣曲式；第二乐章，行板或慢板，以抒情性、歌唱性见长；第三乐章，快板，小步舞曲；第四乐章，快板，终曲。
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音乐人士均表示，《神州颂》甚至称不上是“交响合唱”，而只是有人声或无人声的一组“歌曲”。多次指挥过《神州颂》的原中国歌剧院院长陈燮阳就向《财经》记者表示：“这只是一部‘集体创作’完成的声乐作品，不是以交响乐为主的。”
国交团长关峡亦曾向媒体解释：如严格分类，《神州颂》应称为“大型声乐套曲”或“乐队与声乐套曲”，即统一主题下的若干首歌曲。
一位参与演出的国交乐手则透露，乐队基本上是把《神州颂》作为歌曲来演奏的，这部曲子也就是业余水平，只是听多了觉得“还行”。
但就是这样一部业余水平的“声乐套曲”，以巨大的财务支持为后盾，一次次创下中国交响乐的演出记录。
2007年9月7日，《神州颂》在国交2007-2008音乐季开幕式上亮相，成为第一部非专业的国家乐团音乐季开幕作品；至2008年1月15日，由重庆力帆集团赞助、中国唱片总公司策划，《神州颂》甚至走出国门远至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以“非专业”身份，“展示了中国交响合唱领域的最高成就
”。
“工具”
2007年4月8日，刚刚结束上海巡演的《神州颂》举行了盛大研讨会。据称会上一位发言嘉宾曾当面质疑国交团长关峡：一位连五线谱都不认识的人，写出交响乐段落来，可能吗？
关峡当时回答称，他的艺术感觉好极了！作品是找人根据他的感觉、意思加工而成的。
一些接近王益的人士认为，以其要强性格，王益用简谱写出单旋律歌曲是可能的；但要把单旋律歌曲通过改编、配器，发展成为交响乐队演奏所需要的弦乐总谱，则王益一人之力绝无可能。
专业音乐人士向《财经》记者解释：旋律和交响总谱的关系，就像皮肤之于人体一样，如果只有皮肤而没有骨架、器官、血肉、组织、循环，人不可能有生命。
《神州颂》首演结束后，王益曾在媒体上特别感谢其云南老乡、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罗新民帮助完成配器工作，称
“他就是我的‘工具’”。
参与《神州颂》演出策划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实际上，多位音乐界专业人士都参与过《神州颂》的“集体创作”。王益的“创作习惯”，一般是先用简谱写出单旋律歌曲、歌词，再交由专业人员配器，早期也就是薄薄数页稿纸而已。因为《神州颂》“规模宏大”，从2004年提出创意，到2006年10月底完成初稿，整整写了两年多。最后王益拿出了20多页初稿，包括五首歌曲和一些间奏。而其时，距离预定首演日期，已经只剩下短短一个月。
一位参与过《神州颂》首场排练的人士回忆，首演版本中，除了王益原稿中的三首歌曲，其他素材几乎全部被配器人员舍弃，间奏部分基本是另起炉灶，王益因此极为不满，从此不再与其合作。
首演之后，《神州颂》又经历了九次修改，王益不顾多人反对，执意要求将原稿中的五首歌曲全部恢复，因之第四乐章也由最初的九分多钟，大幅拉长至17分钟。一些国交乐手因此颇有微词，抱怨“第四乐章实在是太冗长了”。
经过“枪手”不足一个月的重写、配器，2006年12月9日，《神州颂》终于在北京音乐厅如期首演。虽然公开报道叫好一片，但亦有相当多的业内人士提出了质疑。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上海音乐家协会主席陆在易就曾在研讨会上，建议“作品在厚重感和音乐质感上再多花功夫”。
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郭文景则表示：由于《神州颂》中的五首歌曲基本沿用了王益提供的旋律，使得作品虽然经过专业人员配器，技术上达到了规范，但艺术上依然无法提升。
至于这五首歌曲的艺术质量，郭文景用一句话作了评价：“最多也就是群众文化馆水平吧。”
在王益被“双规”的消息传出后，诸多参加过《神州颂》指挥或研讨的音乐界人士不再愿意公开发表看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音乐协会权威人士坦承：这些被称为“中国的《安魂曲》”、让人“想起《义勇军进行曲》”的歌曲，实际上“一般得很”，业内人士这么大规模吹捧，未免太不正常。
多位参与过《神州颂》“集体创作”的专业人士亦保持沉默。在最终公布的主创名单中，他们全部了无痕迹。
据悉，《神州颂》首演前，王益一度有意把他们列入主创名单，但在节目单开印前的最后一刻，还是改变了主意。其后，王益专门托秘书与他们沟通，称“（王）对版权还是比较在意”，要求他们“放弃版权要求”。
商业泡沫
短短一年半时间，昔日对交响乐一无所知的王益，放出了一颗超大“卫星”。而在《神州颂》弘扬主旋律的背后，作者利用其政经人脉刻意经营、强力推广，则是这颗“卫星”成功的秘密。
《神州颂》的演出场次之多、耗资之巨，均创出了中国交响乐史上的纪录。根据公开报道，仅2007年，国交就演出《神州颂》35场以上，占乐团全年演出总场次的三分之一。国交内部人士称，仅2006年，《神州颂》演出收入就超过800万元。这也成为国交的一大业绩。
这一看似繁荣的演出盛况，并非建立在作品质量或市场需求的基础上，而是完全依靠地方政府出资邀请和企业赞助包场，王益其时金融界要人身份和着意组织正是直接原因。一位熟悉演出市场的上海律师指出，像《神州颂》这样高规格、高成本、低回报的主旋律音乐会，如果不是强力人士推动，根本无法运作，更不要说大规模巡演了。
王益早年曾在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厅工作七年，期间长期担任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的秘书；在中国证监会担任副主席的四年，更是位高权重，多年来在官场积累了深厚的人脉。知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省级以上的干部，包括他们的秘书，王益都很熟悉，可以直接打交道。”
事实上，最初邀请《神州颂》演出的珠海、唐山、湖北等地，都是相关领导亲自出面。其中湖北武汉是由政府文化部门直接出资，珠海、唐山则是由地方领导直接安排龙头企业包场赞助。国交一位内部人士称，“这些领导主要也是看王益的面子。”
知情人士透露，王益也经常亲力亲为，到各地与各方联络，而文化部相关的官员也多次随团到地方参与接洽。
《财经》记者获悉，目前，国交《神州颂》的演出规模为150人左右，单场乐队劳务报价就达20万元；加上场租、合唱队、指挥和吃住行费用，每次外出巡演的赞助规模，基本都在百万元上下。据称，2007年底，文化部一位高层曾在中直院团年终总结会上公开表扬国交推出《神州颂》项目，肯定其“最会赚钱”。
不过，在接受《财经》记者电话采访时，关峡并未透露国交高频率演出《神州颂》的决策背景，也没有正面回答演出获利情况。知情人士透露，中国交响乐市场历来惨淡，国家交响乐团均实现收支两条线管理。原来国家每年需对国交补贴2000万元，才能维持其日常运转。而《神州颂》这样的商业演出收入，国交可全部提留，并不需要上交。
随着《神州颂》影响力日增，王益已不满足于声望止于国内和业内。2008年1月15日，在一些音乐实权人士的运作下，《神州颂》得以在奥地利维亚纳“金色大厅”演出。为此次演出提供赞助的是重庆力帆集团。
该公司市场部的一位工作人员向《财经》记者表示，赞助《神州颂》赴维也纳演出是董事长尹明善私人出资，不是公司行为，具体赞助金额无从得知。
人民音乐出版社一位负责人则透露，2007年年中，王益派助手主动找到出版社，希望能出版《神州颂》的总谱，并允诺提供六位数的“出版费”。双方很快达成出版意向，人民音乐出版社将之列入“年度重点图书”，完成了编辑工作，原计划今年3月推出。但由于年后市场上即传出王益被调查的消息，计划最终取消。
这位负责人坦言，从专业角度看，这部作品的水平实在很一般，只是演出过很多次，“现场效果还可以”。
事实上，在《神州颂》庞大的市场运作团队中，活跃着多位与王益有密切联系的市场人士的身影。涌金集团董事长魏东（已于今年4月29日自杀，参见《财经》2008年第10期“魏东之死”）之兄魏锋、深圳利联太阳百货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涛，均出任了节目“策划”。据悉，李涛曾以自己企业的名义，替王益送给中央电视台一名女主持人两套住房。
在《神州颂》庞大的赞助队伍中，除了上海新湖房地产、深圳金成地产等开发商，还有渤海银行、中信银行、中信证券、南方基金、华夏基金这样的金融机构，以及格力电器、力帆集团、唐山南堡油田、ITAT集团等知名企业。
2007年底通过“创新方式”上市的太平洋证券（上海交易所代码：601099）有两名股东出力颇多，其中一位是云南崇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屹松。该公司在太平洋证券中出资6868万元，占4.57％的股份。
王益曾公开表示：“《神州颂》的创作和演出还得到林氏兄弟文化传播公司董事长林屹松的赞助和支持，这是作品能顺利上演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李涛控股的深圳利联太阳百货有限公司也是太平洋证券的小股东，出资1000万元，占0.67％的股份。
赞助名单中手笔最大者，当属服装连锁企业ITAT集团。自4月21日起，ITAT先后赞助了《神州颂》在北京、香港、深圳的七场演出，只有最后两场因王益被“双规”，而不得不临时更改曲目。
TAT原计划今年二季度在香港上市，募集资金10亿美元。但是在上市之前，原保荐人高盛和美林宣布退出，IATA未能通过港交所聆讯，上市被迫搁浅。但有消息称，ITAT集团一直并未放弃上市计划。■
本刊记者杨海鹏、符燕艳、由珊珊、陈慧颖对此文亦有贡献
To become a famous composer, Wang Yi didn't have to read music. All he needed was the power to regulate securities markets.
By staff reporters Yang Binbin, Yu Ning and Chenzhong Xiaolu
A few months ago, the musical score was a star and its composer a living legend.
Oddly, China's modern classic Ode to China was composed by a man who has trouble reading music. But it was an enormous success, drew raving reviews, became a performance staple for the China National Symphony Orchestra (CNSO), and enchanted listeners in January at the famous Musikverein concert hall in Vienna.
Wang Yi
Almost overnight, however, the piece was scratched from the orchestra's repertoire in June. And the composer, Wang Yi, disappeared from public life.
Wang was unexpectedly detained by Communist Party discipline officials as part of an ongoing investigation into securities market violations. The alleged misconduct occurred while he served as a vice governor at the China Development Bank (CDB), a policy bank. He's been ousted from CDB, and today remains in custody.
Meanwhile, the symphonic gem that some called China's version of Mozart's legendary Requiem has become something of an embarrassment for the nation's classical music community.
Caijing learned that, since 2006, public and private officials seeking to curry Wang's favor spent millions of yuan on tickets to CNSO concerts where Ode to China was performed.
Indeed, the score's rise and fall offers a vivid picture of a music scene hungry for financing -- and now starved for integrity.
Wang received no formal musical training. He'd never heard a full symphony before age 46. He said the inspiration for Ode to China hit him mysteriously during a trip to Tibet in 2002.
“Facing a splendid view, I felt a strong urge to sing,” a friend recalled Wang as saying while recounting his tale of enlightenment. “It broke out into melodies that I started to hum.
“I am not a good singer,” Wang told the friend. “But everybody liked the melody.”
The song's popularity also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Wang's high-level status as an emperor of financial regulation. Before joining CDB, he worked as a vice chairman at the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CSRC). Indeed, even before becoming a music sensation, he was one of the securities market's most influential figures.
Among the first to experience Wang's now infamous music was Guan Xia, CNSO director and one of the country's foremost composers. Guan told Wang that “if you transcribe the melody, I will help you have it played in concert.”
That offer fanned the flames of a newfound passion. With the aid of musical composition software, Wang churned out a dozen songs over the next two years. Many were performed by singers popular on the nation's stages.
One song, Hope, became the official anthem for the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It was adopted as a tribute to Wang.
Wang's work was formally recognized by the classical music scene in 2005. That September, accomplished Chinese pianist Yin Chengzong played a piece written by Wang during a CNSO concert marking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As Wang's star rose, so did his ambition. He started work on a symphony.
A leap from simple songs to symphony “is no easier than the evolution from monkey to men,” explained one experienced composer. But Wang succeeded with neither basic musical training nor the ability to read music. Instead, he typed out melodies on his computer keyboard and handed printouts to professional musicians who added the necessary elements for voice and instrumental arrangements.
After two years of composing, Wang
presented 20 pages of music
containing five songs and a few
intermezzo pieces to a team of
musician ghost writers. Working
frenetically, they finished Ode to
China by a December 2006 deadline
for its debut performance.
That month, the score was performed
at the Beijing Music Hall. Wang
stood triumphantly on stage, draped
in Tibetan style kha btags and
surrounded by hundreds of musicians,
confidently immersed in a sea of
applause.
Backstage, however, a debate raged over the nature of the composition. Wang insisted on calling it a symphony, making sure all promotional brochures and CD covers bore that word. But musicians interviewed by Caijing said the piece was actually a collection of songs. Guan told the media that Wang's piece was best categorized as a song cycle, not a symphony. And it was not universally popular. For example, a CNSO musician who performed the work -- and asked to remain anonymous -- described it as “amateur level.”
Guo Wenjing, a composer and professor at China's Central Conservatory, said although professional ghost writers made Wang's piece technically qualified for performance, it may not deserve elevation to professional status. “It's more suitable for a community arts center,” said Guo.
Nevertheless, the media lavished compliments on Wang's score. It also became a financial success. In 2007 alone, CNSO performed Wang's songs at 35 concerts -- one-third of the year's performances -- and earned nearly 8 million yuan through ticket sales.
And who was in the audience? A check of ticket buyers found that most wer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local government agencies that could benefit from Wang's friendship.
In Wuhan, the capital of Hubei Province, the local government financed CNSO’s performance of Ode to China. In the cities of Zhuhai and Tangshan, local officials encouraged enterprises to foot the bill.
Among the frequent sponsors of Wang's concerts were real estate developers Shanghai Xihu and Shenzhen Jincheng; banks including Bohai Bank and Citic Bank; securities firms such as Southern Funds and Huaxia Funds; and enterprises including appliance manufacturer Gree, motorcycle producer Lifan, and apparel maker ITAT.
Caijing learned CNSO pocketed about 200,000 yuan per concert. Local hosts for each performance generally spent more than 1 million yuan on transportation, accommodation and other expenses.
And the business was appreciated. CNSO's talent badly needed the money. Guan declined comment, but sources told Caijing that the classical music market has been bleak for decades in China, prompting the government to dole out annual subsidies of 20 million yuan just to keep the orchestra running.
Meanwhile, Wang savored his fame and, having conquered China's music halls, cast his eyes overseas. After getting a sponsorship from a Chongqing-based motorcycle company, Wang reached a new pinnacle in January when his score was performed by the Vienna Volksoper Orchestra in Vienna.
Six months later, Wang's detention brought down the curtain.
All publicity surrounding performances of Ode to China came to a halt. The People's Music Publishing House scrapped a plan to release Wang's songs later this year. And embarrassed program managers CNSO scrambled to change performance schedules. The emperor, it seemed, wore no clothes.
1 yuan = 14 U.S. c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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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幸降临之前，魏东几乎是投资圈里最受幸运之神眷顾的人。
1995年，与“中经开”（全称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联手以“327”国债期货一战摧垮万国证券成名；多年来，活跃在一级半市场和私募基金业；2002年，收购湖南最为悠久的百年老店“九芝堂”；2008年，完成第一家券商借壳上市。潮起潮落，同时代的资本大鳄一个接一个毁灭，但魏东及其一手创立的“涌金系”却越来越“成功”。虽然不可能知悉准确数字，但不只一位接近他的人士猜测，其名下净资产现在应超200亿元。
难得的是此人又如此低调。魏东生前从未接受媒体采访，亦未在公开场合演讲，甚至很难找到一张公开场合的照片。但乐善好施、不吝助人之名，在内部圈子里广为传播。
41岁，事业如日中天。2008年4月29日下午，当着父母、妻子的面，魏东在北京“中海紫金苑”家中突然坠楼而亡。
《财经》记者获知，根据北京警方司法鉴定，魏东在住所坠地处为水泥地面。致命伤是颅骨损伤，且面部青紫，全身多处挫伤及骨折，肝脾破裂，手腕、手指有多处表皮剥脱、擦挫伤痕。鉴定结果是：魏东死前意识清醒，跳楼坠地导致严重颅脑损伤是致命原因，排除他杀。
知情人士称，上述司法鉴定获得中央纪委牵头的中央专案组监督并认可，后者同时备份了现场照片及相关证据。
魏东虽死，仍留下众多疑团待解。
《财经》记者从多个渠道获知，魏东临终之前，上述专案组曾与他有两次谈话。
非正常死亡
4月30日下午，《财经网》首先报道了魏东死亡的消息。
记者获知这一消息是在当日早间。在核实消息时，多位与魏东关系密切的人士均震惊不信。“29日下午1点与他通话还很正常。”一位魏东的朋友说：“‘五一’我们一些人还约好去澳门。”另一位生意伙伴说。
死亡来得太突然，就发生在4月29日下午。
案发现场位于北京昆玉河北畔、紧邻紫竹院西门的“中海紫金苑”，这是一个非常幽静的高档社区。近年来魏东夫妇长住沪上，“中海紫金苑”是魏东父母之家。据现场目击者之一、昆玉河岸边一位钓鱼人告诉《财经》记者，4月29日下午4时10分左右，有人从中海紫金苑2号楼9层西边没有封闭的阳台上跳下。阳台上随后出现两个女人的身影，叫声惊惨。大约五分钟后，120救护车抵达现场，但显然已于事无补。
事后人们得知，跳楼者就是魏东。
一位接近其家人的人士获知，魏东自杀时，父母、妻子、保姆、司机都在场。穿着拖鞋的魏东突然奔向阳台，其妻陈金霞立即追上，但未来得及拉住。
4月30日上午，魏东自杀消息传开后，“涌金系”控制的两家上市公司国金证券（上海交易所代码：600109）和九芝堂（深圳交易所代码：000989）停牌。直至5月4日晚，两家公司及涌金为第二大股东的千金药业（上海交易所代码：600479）分别发布公告，证实了大股东涌金集团董事长魏东的死讯，称其由于“个人身体原因”，“意外辞世”。
5月1日，新浪网披露了由魏东家人提供的遗书。这份字迹潦草的“最后留言”中表示，由于“长期工作压力和近期外部环境压力”，“强迫症”时刻困扰，造成严重的“失眠及抑郁”，因此决心把自己和大家都“解脱”出来。
一些魏东的朋友称，知道魏东经常失眠，但不知道他罹患如此严重的强迫症。魏东的一位好友回忆：“我们两家关系那么近，也从来没听他说过有病，他不愿意和别人说这些事情。”
有人试图寻找魏东患病的蛛丝马迹：为了把筷子摆放成一个特定方向，会较半天劲；一位以“魏东云南挚友”名义在《财经网》有关报道后留言的网友称：“魏东洗手常常都很庄重，双腿并拢，洗一洗，直身，后退，又双腿并拢，两臂平举手心向下，烘干，有时候还会莫名重来一遍。”
5月6日，魏东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东厅举行，从厅前空地一直到悼念大厅内，陈设了数百个花圈。
送花圈者包括云南省省长秦光荣、湖南省副省长徐宪平、湖南省证监局局长杨晓嘉、浙江新湖（控股）集团董事长黄伟、湖南成功集团实际控制人刘虹、原“鸿仪系”的控制人鄢彩宏、国美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光裕等，还有各家银行长沙支行人士、基金经理等。
魏东的母校中央财经大学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校友会等也送来了花圈。魏东1991年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其父魏振雄是该校会计系教授。从1997年起，魏东在中央财经大学、北京大学历史系等学院设立涌金奖学金，前后捐资以千万元计，并常与获奖学生座谈。自2008年始，魏东还在中央财大设立留学生奖学金，每年五至六名，对考取海外高校深造者每人一次性捐助5万美元。
亲临追悼会的名人亦不少，有红杉中国资本创始人沈南鹏，作家余华，演员张国立、邓婕夫妇等。张国立曾是“涌金系”旗下上市公司九芝堂的广告代言人。来自投资圈的追悼者更不胜枚举。
每位吊唁者可以拿到一份精致的白色线装小册子，内有魏东生前彩照一幅、遗书及余华的悼念文章。
国金证券董事长雷波在追悼会间隙告诉到场记者，刚向证监会六个部门汇报情况，“国金证券一切正常，公司不会因为魏东的离世而受到影响。”在记者询问魏东生前是否接受有关部门的调查时，雷波斥之为“无聊”。
但是，在这场“意外死亡”、悲情葬礼的背后，亦不完全是一个疾病的故事。
涌金掌门
魏东死时还很年轻，但已成名多年。
魏东出生于1967年12月，1991年从中央财大毕业后进入中经开，后“下海”。1994年创办了北京涌金财经顾问有限公司，1995年创办了上海涌金实业有限公司。在1995年2月著名的“327国债期货案”发生时，魏东不过27岁。
尽管已离开中经开，但魏东与中经开旧同事生意与私人来往仍很密切。“327国债期货”一役，中经开凭借隶属财政部背景的信息优势，在国债保值贴补率增加到12.89％正式公布前的十几天内，在“327国债期货”上逼空万国证券、辽国发等机构，最终导致万国证券亏损达16亿元，被迫与申银证券合并，原总裁管金生锒铛入狱。
魏东此役与中经开并肩，获利甚丰。不过魏东在中经开工作时的上司、中经开期货部负责人戴学民，却于1995年底在北京五洲大酒店门口被人刺中肝部，侥幸保命，甚至没有报案，连夜离京，从此再无踪迹。中经开后来因炒作银广夏股票酿下巨亏，于2002年6月被行政撤销（详情参见《财经》2002年第6期“中经开之死”）。
也许是因为这段经历，魏东一直异常低调和警觉，生前从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避开各种曝光机会，虽身为“资本大鳄”，却“广结善源”，对身边人十分慷慨。
1999年10月，深圳高交会的拍卖会时，一位医药公司的人士对记者说：“你错过了一个重要人物，刚才魏东就坐在后面。”其口气中流露对魏东的重视之意。其时，湖南涌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湖南涌金）刚刚成立，魏东就在关注医药投资项目，并且和九芝堂接触频密。
2002年1月，湖南涌金、上海钱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上海钱涌）、杭州五环实业有限公司（下称杭州五环）三家“涌金系”关联公司收购了长沙九芝堂集团全部股权，进而间接控股上市公司九芝堂，持有上市公司60.74％的股份，此时距九芝堂上市只有一年多。
此后几年，魏东作为自然人持有的集团公司股份增至26.93％，其与湖南涌金合并持有九芝堂集团86.43％的股份。
此桩股权转让的价格至今未公之于众。《财经》记者获悉，湖南涌金、上海钱涌、杭州五环三家公司的收购总额为9565万元左右。这让九芝堂的不少元老非常不满。一位老员工称，九芝堂是湖南最有名的药业品牌，拥有300多年的历史，但整体出售的价格不到1亿元，还包括由于改制需要买断1131名职工工龄的钱，这是明显的低估。
《财经》记者获悉，“涌金系”收购之后，因公司主营业务业绩持续下降，曾有老员工多次向主管部门反映情况。2007年前后，有关部门数次赴长沙进行调查。
2003年1月，九芝堂宣布了实施10派3.3元的现金分红方案，动用2002年度95.5％的未分配利润，“涌金系”通过第一大股东九芝堂集团可分得现金3351.51万元，相当于其收购资金的三分之一。若以九芝堂目前的股价计算，九芝堂集团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市值已达10.82亿元。
同年，涌金开始染指金融机构，并获得更丰厚的收益。2003年收购云南国际信托投资公司、2005年收购成都证券，更名为国金证券后，率先上市。2007年3月23日，在交通银行A股上市前两个月，涌金竞拍获得长沙市财政局所持有的2791万股交通银行国有法人股。
2008年4月，魏东还以自然人股东的身份，首次出现在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招股书中，魏东个人和涌金集团分别持浙江大华5.525％和3.45％的股份。
接近魏东的人称，近年来“涌金系”投资回报极高，魏东及其他高管的个人资产连年翻番。
国金之谜
魏东之死留下了多重悬念。关于有关部门找他谈话的原因，众说纷纭。其中频频被提到的是“涌金系”收购国金证券并借壳上市一事，这也是迄今为止“涌金系”最为成功的案例。
据《财经》记者了解，魏东的一位得力助手在2003年底、2004年初之际便从云南转战四川，酝酿收购成都证券（国金证券前身）。成都证券当时还是一家规模不大的经纪类券商，资本金为1.28亿元，成都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下称成都国资）占48.83％的股份，为第一大股东。
2004年8月，“涌金系”启动对成都证券的增资扩股。由九芝堂集团不断收购成都证券老股东的股份，到2006年10月，持有国金证券33.32％，湖南涌金投资持有20％。此外，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清华控股）持有20％，上海鹏欣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持股13.48％，上海淳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淳海投资）持股4.75％，其余五家股东均为四川本地公司，而成都国资委已经完全退出。
淳海投资与“涌金系”素有往来。淳海投资也曾经成为九芝堂集团股东，后将所持10％股份转让予魏东。工商资料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05年2月，发起人分别是自然人黄锐光和刘萍，分别投资1800万元和1200万元，2006年，刘萍将其股份转让给了汪少渊。而汪少渊控股的株洲开发区株银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也是千金药业的股东之一。另据了解，黄锐光为魏东在中央财经大学国民经济系就学时的同学，二人分别是中财校友会上海分会的副会长和会长。
2002年底，上市公司成都建投由批发、零售百货业转向城建环保业，但业绩此后逐年下降。2003年成都建投主营收入超过3亿元，净利润1260万元；2004年主营业务收入1.75亿元，净利润1325万元；2005年净利润则骤降至106万元。有人质疑，成都建投业绩的滑落，可能为国金证券的借壳埋下了伏笔。
2006年10月，成都建投与国金证券的资产置换启动。九芝堂集团收购成都市国资委持有的成都建投47.17％的股份。同时，成都建投以全部资产负债并定向增发7101.2万股，置换九芝堂集团、涌金投资和四川舒卡特种纤维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交易所代码：000584）持有的国金证券51.76％股份。
随后，成都建投以上述定向增发资金及国金部分利润所增加的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10股。总股本变为2.84亿股。经过本次大比例转增股份，当初九芝堂、涌金投资和舒卡股份换股收购成都建投的成本降为每股3.22元。
令人疑惑的是，国金证券置入成都建投的股份不是一次完成。原成都建投的老股东中，也仅有舒卡股份与涌金系两家公司一同参与了首批资产置换。
直到2008年2月5日，成都建投更名为国金证券的同时，才向原国金证券股东定向增发2.16亿股，每股8.47元，换股吸收剩余48.24％的国金证券股份。
值得一提的是，浙江郡原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浙江郡原）与深圳市恒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深圳恒业）两家公司之前并未在国金证券股东之列，但本次却突然成了新增法人股东。
浙江郡原的控制人为地产界名人许广跃，由他控制的湖南中嘉从九芝堂接手一个将要开盘的地产项目，曾引起外界质疑。此外，许广跃还与魏东同为红杉资本投资的“湖南宏梦卡通”的管理层，关系并不一般。
深圳恒业成立于2001年，注册资本1000万元，股权经过几次变更，最后在2007年初股权重新变回注册时的状态，自然人申太平持股90％，陈升燕持股10％。
令人眼花缭乱的股权结构和股东进出的背后，当然是利益的分配。
按国金证券2008年5月7日每股47.57元的收盘价计算，紧随“涌金系”的清华控股持有国金证券股票市值超过42亿元，而当初进入国金证券时仅付出1亿元。
魏东控制的“涌金系”公司更是获得了暴利。以当初入股成都证券的出资及支付成都国资委的1000万元现金，和目前持有国金证券股票的价值看，“涌金系”公司通过一系列运作，目前账面获利至少超过90亿元。
事实并不止此。
公开资料显示，二级市场上，成都建投的股东筹码在2006年初开始集中，股东户数从2005年下半年的9400多户，逐渐下降到国金证券借壳方案公布前夕的7300多户，在此期间，成都建投的股价徘徊在5元至6元之间。
在2007年8月20日，成都建投每10股转增10股之后，股价也从前一个交易日的每股149元除权至每股80元左右。但当时正值大盘向上连续突破5000点、6000点之际，成都建投却并未上涨，反而持续下跌；到2007年9月底，成都建投的股东数已经接近3.7万户，股东数在短短一个季度内增加了3倍多，从“非常集中”转为“非常分散”。
一位市场操作人士分析，从股价反应看，持有大量筹码的成都建投可流通股股东在转增股份之后，在迅速抛售股票。若这些股东真是在2006年初建仓，则二级市场的获利每股将在130元之上甚至更多。
成都建投于今年2月5日正式更名为国金证券，股价却一路下跌，最低跌至2008年4月2日的20.60元，此后则反弹不已。魏东追悼会当天，国金证券尾盘暴涨，报收52.85元，逆势涨幅达5.34％，股价比一个月前翻番。
4月28日，也就是出事前一天，魏东在电话里告诉一位市场上的朋友：“老兄，我的股票不值那么多钱！”
魏东临死前到底发生了什么，至今只有散落的一堆线头：
一些接近魏东的人对遗书的真实性有所怀疑，从字体、语气及没有签名和日期等角度指出问题，但这些怀疑缺少有力的佐证，也未获得司法机关的权威支持。
关于触发魏东求死的原因，则流传着种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他在市场和权贵之间左右逢源，“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另一种说法则指向国金证券借壳上市，及更早些时候九芝堂重组留下的疑点。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4月30日晚，一班人等乘夜班飞机赴京，此行的目的是找未亡人陈金霞。据说这些人在“涌金系”里的权益，只有魏东夫妇明白。
魏东死亡之谜显然还没有结束。■
本刊记者沈乎、胡润峰、宋燕华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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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东自杀余波殃及金融高官 王益双规利益链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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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6月20日 15:45
e法网-法制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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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周报》记者蒋伟
王益暮曲
或许，喜欢作曲的王益，还不知道如何给自己的人生谱出什么样的乐曲。
6月8日端午节，正在浙江宁波参加博鳌现代物流与自由港国际论坛的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原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王益提前结束了会议。他乘机抵达北京后，中纪委的办案人员已等候在其办公室，当晚他正式被“双规”。
6月19日，在王益被 “双规”的第11天，《法制周报》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新闻办公室获知，因“王益受人举报涉嫌严重违纪问题，已正式立案调查并采取双规措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乔新生教授认为，王益案只是金融证券高管腐败的冰山一角，亟需健全金融证券市场的监管机制。
涉嫌证券违法违规
6月10日，王益未来参加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国开行)举行的党委会及行长碰头会。
据悉，当天国开行高层已小范围宣布，经中央批准，王益因经济问题被“双规”。由此，金融高管王益被“双规”的消息不胫而走。
据记者了解，2008年以来，证券业内屡有王益被调查的多种说法，在4月29日涌金集团董事长魏东跳楼自杀后传闻更盛。消息人士指出，此次王被 “双规”调查，与其多年来涉嫌在证券市场的各类违法违规活动有关，这些活动牵涉金融市场中银行、证券公司、上市公司等多个层面，其中案涉广发证券借壳上市内幕交易、太平洋证券(19.03,1.62,9.30%,吧)的蹊跷上市等，调查还涉及不久前自杀身亡的魏东及旗下“涌金系”。
6月19日，记者从国开行新闻办公室获得了一份关于王益案的通报。通报称，中纪委、监察厅按照规定，对反映国开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王益的严重违纪问题，经初步调查、研究，决定报请中央批准，立案检查并采取“双规”措施，王益已于6月8日离开工作岗位接受审查。这是首份由国开行官方公布的证实王益被“双规”的正式通报。
52岁的王益曾在证券监管机构任职多年，1992年至1995年任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副主任，1995年11月至1999年2月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分管股票发行、基金等重要部门。1999年2月，王益从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转任国开行副行长，分管研究部等部门。
案发引子则是在2008年2月，王益在国开行的一位前任秘书孟涛因受贿接受调查。一位券商人士也证实，“春节之后，孟涛就被限制出境，后来就被‘双规’了。”
2008年年初，国开行改制计划进入了实质性阶段，而有关人员在审查银行账目时，发现一些账目有违规操作嫌疑，有导致国资流失的可能。此后，此事被报到中纪委，从而牵扯到了王益。国开行改革的具体(细化)方案本来预计5月出台，但目前仍没有确切消息，原定于2008年4月公布的2007年国开行年报也一再推迟发布。
有关人员在调查王益期间，发现其胞弟王磊曾不当收受某证券公司高额“财务顾问费”。据《财经》杂志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案情暴露后，办案人员顺藤摸瓜，发现王益多年来在证券市场中存在大量问题。王磊在太平洋证券中持有大量低廉筹码，尽管在太平洋证券上市前后，王磊等人将筹码转让或更换股东名字隐匿，但仍被发现。
王益被正式“双规”，随着调查的深入，其背后的利益链也将逐渐浮出水面。
亲友上演“暴富神话”
2007年12月28日，3年累计亏损8482万元的太平洋证券跻身A股市场，与即将退市的云大科技换股操作。但此后，太平洋证券使用新代码，经过证监会办公厅给上交所下发批复而上市，这种做法让所有证券市场人士大跌眼镜，太平洋证券的IPO也上演了股东“暴富神话”，在4年不到时间里，完成了增资、换股、上市的三级跳。
除了这种上市模式外，太平洋证券董事和高管有诸多身份扎眼，其股东的身影不乏王益的直接亲友。魏东哥哥魏锋参与的明天系，在太平洋上市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而王益弟弟王磊为法人代表的天津市顺盈科技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也持有太平洋证券1%原始股。
太平洋证券A股股票上市公告书中显示：截至与云大科技股东换股前，太平洋证券的股本结构一栏中写着：天津市顺盈科技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持有1%股权。天津顺盈科技成立于2001年6月，注册资本金500万元，注册法人代表是王磊，王磊持有45%股份，股东王薇持有5%股份，公司5个自然人股东共持有太平洋证券1503万股。据知情人士称，股东王薇是王益的妹妹。
据《财经》报道，王磊后将主要股权转让给王薇，王薇于2007年5月16日退出。2008年3月18日，该公司股东会决议，原股东再次将股权转让给宗建文、覃伟桥两位法律界人士。
太平洋证券上市开盘价达到46元，所有新老股东均获益颇丰。
知情人士透露，王磊等人持有的太平洋证券筹码低廉，可能只在1元/股左右。同时，王磊所购筹码的钱款也是引发王益被调查的重要原因。
2007年初，国开行副行长王益一行赴郑州考察，承诺为郑州提供25亿元资金，用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以中岳嵩山、少林禅宗、武术圣地为核心的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及嵩山古建筑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支持郑东新区建设。但这25亿元贷款存在被挪用现象，同时王磊在其中以咨询和财务顾问费的名义获得不菲收益。“这笔咨询费大概有4000万元左右。”知情人士称。
魏东自杀余波
6月8日，距涌金系掌门人魏东跳楼自杀的第32天，王益被中纪委“双规”，外界认为这是魏东自杀的余波。坊间开始流传其被“双规”与广发证券借壳内幕交易、国金证券(47.00,3.79,8.77%,吧)上市均有瓜葛。
王益与一个多月前辞世的涌金系实际控制人魏东私交甚密，这为圈内人所熟知，现任涌金旗下上市公司国金证券董事长雷波就是王益在证监会时期的秘书。
知情人士透露，魏东与王益认识是在王益任职证监会期间，但是两人交好是在王益到国开行之后。他称，王益是白族，能歌善舞，对于音乐界、娱乐界有着非同寻常的热爱。而魏东在演艺圈中人脉极广，双方一拍即合。
据称，由王益作词作曲的 《神州颂》大型交响音乐会能在北京音乐厅、上海大剧院、杭州剧院、广州星海音乐厅等知名剧院全国巡演，也离不开魏东的功劳。而魏东更是让自己的哥哥九芝堂(6.98,0.06,0.87%,吧)董事魏锋亲自担当王益 《神州颂》演唱会的策划。
他说，魏东曾经先后几次介绍某知名大电视台的当红主持人给王益，其中一位与王益还保持了密切关系。记者从多方渠道证实，王益已离婚，那名主持人确实是王益曾经的女友。有消息称，有一名深圳老板为王益的女友出钱买房子，就是本次王益被“双规”的导火索。这几位知名主持人通过魏东的操作，在股市也获利颇丰。
2007年，有媒体多次报道广发证券借壳上市即将获得证监会批准一事。与此同时，市场上也盛传广发证券高管炒股现象，尤其让人惊心的是广发证券总裁董正青的弟弟买入200多万股ST延边公路获利亿元。
据相关办案人员调查发现，董正青曾利用其广发证券总裁一职的便利，将该公司拟借壳延边公路上市的信息提前告诉其弟及其他人。
延边公路的股价从2005年5月起就一直在2～3元的区间震荡，成交低迷。2006年4月26日，延边公路股价突然异动，当天股价大涨7.88%，其后股价连续5个交易日涨停。
据称，董正青在接受调查中供出了一些人，这些人大都是广发证券借壳上市期间参与暗箱操作的高管。
纵横金融界的才子
作为恢复高考第二年入学的大学生，1984年，王益接连完成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研究生学习，从北大毕业后曾任原国家领导人薄一波的秘书。 1985年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厅任秘书。1992年起，调任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副主任，期间，他开始攻读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专业博士。
1995年11月，王益从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副主任转任证监会副主席。在随后的三年多时间里，王益分管股票发行、基金等重要部门。作为一名学者型官员，王还兼任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了《证券公司成功之道：决策、经营、管理》、《企业结构、环境与运行机制》、《证券知识读本》和《证券市场导论》等著作以及诸多关于风险管理方面的文章，文中，他经对中国证券市场研究后发表了一些看法。尽管“审慎经营”是银行业经营的一贯原则，但王益在不同场合皆表示，国开行应积极探索多条途径介入风险投资，包括可能成立一些专门的风险投资基金。
据知情人表示，从证监会副主席到国开行副行长，王益的一举一动成为金融界的焦点。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这个资产逾2万亿元，直属国务院领导、具有国家信用的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每一次项目意向，及随后一掷千金的金融合作举动，若哪一环节出问题，都可能成为震动中国的大事件。
2002年7月8日，他在广州南沙区考察时，掷地有声地说：“如果南沙的开发需要借贷的资金超过500亿元，国家开发银行能够也愿意借贷更多的资金。”
不识曲谱的音乐家
2007年9月8日，作为中国国家交响乐团2007年至2008年音乐季的开篇演出，交响合唱作品《神州颂》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各城市进行了近30场演出，出现了观众失控、票房爆棚现象。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大型交响乐曲《神州颂》的作曲人却是一个从未受过专业音乐教育，至今不识曲谱的金融界官员王益。
王益曾向媒体称自己为“非著名”音乐家，并说明自己的音乐天赋不是因为自己有一半白族血统，从小生活在云南大理，而是“国家命运起伏”和“下意识的冲动”。
知情人认为，学过大学历史学的王益，对于历史有着特殊的敏感和体会。尽管后来从事证券、金融工作，但这种历史情怀似乎已融入血液挥之不去。尽管王益能够通过有感而发的哼唱即兴创作一首动听的曲子，但这显然无法最终“登堂入室”，进入音乐殿堂。
对于一个没有受过音乐教育、至今曲谱未识全的外行来说，这无疑成了一大难题。曾经有朋友给他抱来厚厚的乐理入门书籍，但他一本都没看完。他认为，那些东西容易把自己框住。
直到有朋友向他推荐了电脑作曲软件，才使得他可以不需具备精深的乐理知识，就能根据自己的设想在电脑中编曲子。他称，自己是在用心灵识别音乐的旋律。
在金融行业从业多年，王益对物质世界的感触极深，面对金融、历史、音乐三者之间的矛盾和联系，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物质充斥的世界往往迫切需要表达一种精神情绪，没有历史的情怀，可能就不会有《神州颂》的体会和创作”。
当《神州颂》为听众、网民、媒体津津乐道时，王益毫不掩饰《神州颂》的创作意图，“我希望这部作品能够引起广泛的共鸣，通过它展示和反映当代中国人的追求。因此它的受众不应该是个体，而应该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他说，当翻开中国的近代史，对国家命运起伏的刺激无疑成了自己创作的最大灵感来源，《神州颂》就是要提供一种合理、健康的方式宣泄中国人的自尊、自信和自豪感。
一首无数听众起立齐声唱的《腾飞吧，中国》也是他的代表作，王益说，铭记历史、珍惜现在、憧憬未来，这是他所要表达的希望。然而，作为金融高官、才华横溢的他，究竟会给自己的人生谱什么样的曲子呢？
金融监管风暴来临
王益被“双规”的消息首先被《财经》杂志披露后，使得券商股大跌，引发了市场一阵恐慌。
近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乔新生教授接受《法制周报》记者采访时认为，王益案还只是金融证券高管腐败的冰山一角，亟需从根本上健全金融证券市场的监管机制。他认为，王益案牵涉到更多证券业高官，由此将会刮起一场金融监管风暴。
由于王益任职国开行副行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帮助过很多企业家，因而自然有企业老板投桃报李，包括对其相关活动提供赞助和其他利益承诺。对此，有业内人士提出质疑：王益被“双规”，有关的利益链条将如何处理？
业内人士盛传，继王益“双规”之后，证监会高层的个别重量级人物也会牵涉其中。
有评论认为，证监会的工作是监督市场，而它自身也需要接受监督。但是，在现行机制下，证券公司、基金、上市公司等利益主体存在利益关系，事实上听命于证监会的领导，已经不可能行使对它的监督功能，这就需要利用公众媒体和投资者的力量来进行这种监督。
有网友甚至发表评论，认为2006年以来，证监会制定的新股发行方案让某些机构、券商、贪官有机可乘，能够在申购新股时中签的也就只有那些券商和机构。
目前，中国资本市场正处于剧烈动荡之中，投资者的心态极不稳定，业内人士认为，在这个关键时刻，王益的“双规”是一件好事，这表明不管什么人，不管他拥有什么样的权力，只要违法侵犯投资者的利益，都要受到严肃处理，而这也正是需要证监会表明的一种态度。但更多人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抓住契机，从王益事件中汲取教训，对与此案有牵连的人和事进行彻查，彻底撕开黑幕，还投资者一个公道。
“王益案充分暴露出我国证券市场疏于监管，其根源在于证监会的监管上，尤其是制度与规则上严重积弊，忙于制定规则，而没有严格执行规则，疏于监管。”乔新生还表示，充满人情色彩的行政审批制，使上市公司的发展并没有贯彻公平原则，必须让证券行业和上市公司更加透明，对证券高管实行严格的制度约束，如实行财产申报制、扩大群众举报等，要严格对上市公司的审批，加强审计，最终从根本上健全金融市场的监管机制
(部分报道内容据《财经》、《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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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规王益背后的金融监管 中国证监会面临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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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6月19日 14:04
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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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王益被“双规”，多起券商违规行为浮出水面。而作为监管层，中国证监会也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
见习记者/王维博 吴洋
特约撰稿/林森
一次针对地方贷款的审计，将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中国证监会前副主席王益的违规问题拖出水面。
据媒体报道，6月8日下午王益还在宁波东港喜来登酒店参加博鳌现代物流与自由港国际论坛并发言，但6小时后在返京飞机上已被监控，飞机抵达北京后，办案人员随王益至其办公室，正式对其“双规”。
消息人士称，国开行在6月10日上午的党委会及下午的行长碰头会上，小范围宣布了王益因经济问题被“双规”的消息，“经国务院书面同意，国开行副行长王益于6月9日正式被‘双规’，接受涉嫌贪污等问题的调查”。
“对王益的调查始于此前一次审计”，6月14日晚，一位长期从事证券报道的资深记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今年初，国家审计署在审计国开行河南分行的时候，发现一笔由王益亲自审批的巨额贷款有违规操作嫌疑，这引起纪检部门的关注。”
据介绍，2007年3月，王益赴郑州考察时，曾批示国家开发银行河南分行为郑州提供25亿元资金用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以中岳嵩山、少林禅宗、武术圣地为核心的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及嵩山古建筑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支持郑东新区建设。
知情人士透露，经调查， 25亿贷款中，少林寺和嵩山中学只用了2亿多，其余款项去向不明。但可以肯定的是，王益的胞弟王磊曾从中不当收受“高额财务顾问费”，并将其中的4000万元用于购买太平洋证券(19.03,1.62,9.30%,吧)的原始股份。
剑指“太平洋”
王磊的这笔“高额财务顾问费”让人联想到此前普遍被质疑的太平洋上市一事。2007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太平洋证券(601099)登陆上交所，这家注册资本15亿元的券商，挂牌首日股票涨幅就达到了424%，市值一跃达到700亿元。“王磊投资的4000万转眼间也飙升至16亿。”知情人士透露。
对于太平洋上市，业界使用最多的形容词是“蹊跷”。这家三年累计亏损8482万元的证券公司跻身A股市场的途径是与即将退市的云大科技换股进行操作，但其上市用的却是新代码——既不是借壳也不是新股发行。同时，太平洋证券成为中国第一家没有经过证监会批准，尤其是没有经过证监会发审委以及重大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直接上市的公司。
作为直接决定太平洋证券上市的文件，《关于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有关问题的批复》(证监办函[2007]275号)，是由证监会办公厅下发的，并且没有公布在证监会的官方网站上。一周后，证监会人事发生变动。
一位证券市场的资深人士说，经过证监会办公厅给上交所下发的批复而上市的模式是前所未有的。受访的一位法律学者分析，行政机关因为实施行政行为需要正式行文的时候，其行文主体只能是依法享有行政权力的行政机关。如果证监会实施行政行为对外行文，法定行文主体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财经网对此报道称，有证监会官员称之为股改中的特例，且是难以复制的“特例”。
证券乱象
那么这个绝无仅有的“特例”为什么会发生在太平洋证券身上呢?
随着王益被“双规”，坊间开始传闻，作为王磊的哥哥，王益事发与太平洋证券蹊跷上市有关。
太平洋证券成立于2004年1月6日，是云南省政府为了托管问题券商“云南证券”而专门成立的。公开资料显示，“明天系”实际控制人肖建华，借助对外经贸信托的央企控股招牌，通过控股太平洋证券的几家股东实际控制了太平洋证券60%以上的权益。据了解，“涌金系”魏东的哥哥魏锋同时是 “明天系”泰山控股的股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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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规王益背后的金融监管中国证监会面临考验(2)
2006年初，“明天系”开始了太平洋证券(19.03,1.62,9.30%,吧)的战略性转移，通过转让股权谋划上市。根据知情人透露，在太平洋证券筹划上市前后，该公司进行了两轮增资扩股，股本扩大了1倍，股东数量也增加到16家。 “太平洋证券在上市前以每股1元的价格转让将近3000万的股权，这实际上是‘明天系’跟当地利益体的一种妥协。”知情人士称，通过转让股权谋划上市—— 新股东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能助推上市。因为如果能上市将整体市值做大，即使出让部分太平洋股权，总体上还是赚的。
2006年11月，经过与云南国资主导的云大科技重组领导小组的合议，太平洋证券很快就拥有了《云大科技股权分置改革暨太平洋证券重组上市组合操作方案》。
一位知情者透露，王益的弟弟王磊不久也被调查发现，其在太平洋证券中持有大量低廉筹码。尽管在太平洋证券上市前后，王磊等人将筹码转让或更换股东名字隐匿，但仍被发现。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了解到，太平洋证券A股股票上市时，曾明确标明截至与云大科技股东换股前，天津市顺盈科技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持有太平洋证券 1%股权。而根据工商信息查询可知：该公司注册于2001年，注册时的法人代表即为王益胞弟王磊，后将主要股权转让至其胞妹王薇。王薇于2007年5月16日名义退出。2008年3月18日，该公司股东会决议，原股东再次将股权转让给宗建文、覃伟桥两位法律界人士。知情人士分析，最后一次股权转让，发生在2008年 2月太平洋证券上市被调查后，不排除现在的股东均为代持人。
在“明天系”逐渐退出太平洋证券控制权后，众多人物纷纷通过增发扩股进入太平洋证券，其中一个重要人物是律师出身的涂建，他通过持有太平洋证券大股东北京华信六合投资有限公司28%的股权，成为太平洋证券股东。按首日收费价计，涂建掌握的太平洋证券股权价值达23亿元。
资料显示，涂建是主导太平洋证券的增资扩股、股份制改造以及后续的上市工作的关键人物，他在德恒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任主任期间，曾被聘为上交所首席法律顾问。
在业界，有关涂建与上交所的渊源一直流传甚广，2003年，涂建曾聘请上交所法律部以及办公室职员担任德恒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兼职律师，后来，由于这两个人的特殊身份不符合兼职律师资格而被取消。
监管风暴风雨欲来？
今年52岁的王益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后，曾担任过国家前领导人薄一波的秘书，1992～1995年任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副主任，1995年11月至1999年2月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分管股票发行、基金等重要部门，后调任国家开发银行任副行长至今。
6月8日，王益被“双规”的消息传出，多家媒体报道称， 1999年2月，王益从证监会调任开行担任副行长，在开行分管研究部等部门，“王益并未就此离开证券界，依然非常活跃，以其深厚的人脉关系成为联系资本市场与证监会官员的桥梁。广发证券借壳的内幕交易问题、太平洋证券的蹊跷上市等，都与王益颇有瓜葛”。
有业内人士分析，调查王益的大背景，是国家近期加强对资本市场的监管有关。
进入2008年以来，上证指数开始加速下跌，跌幅达到44 %。6月12日，上证指数更是首次击穿3000点大关，收于2957点。几乎与股市下跌同时，有关方面对资本市场的监管也在不断深入——
今年2月，王益在国开行的一位前任秘书因受贿数万元受到调查。在3月底，市场上传出王益的胞弟王磊已被“控制”。
4月29日，资本市场江湖中的最后一个“大佬”，“涌金系”掌门人魏东在北京中海紫金苑九楼的家中坠落，留下来谜一样的死因和诸多猜测。
5月7日，某证监会前官员接受调查的说法再次流行，当日上证指数大跌5.52%。
6月12日，“经中央批准”，现任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已经于端午节期间被“双规”。 原因“与其多年来在证券市场的违规违法活动直接相关”。
至6月16日，包括国开行在内，对王益双规一事仍无官方说法。而中国证监会新闻处负责人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证实，目前没有任何证监会官员被调查。
与上述官方的低调不同，有消息人士告诉记者，王益“双规”的背后，一场资本市场的监管风暴已悄然来临。
国务院书面同意双规王益 案涉多起证券违法活动
音乐家的另一面 王益二三事
赵红梅 黄利明
谁也不知道喜欢作词作曲的王益接下来会谱出什么样的乐曲。
王益，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国开行)副行长，6月10日下午未能出席国家开发银行行长碰头例会，由此，其已被“双规”的消息不胫而走。
事实上，本报了解到，王益6月8日下午还在宁波东港喜来登酒店的会场上讲演，但6小时后王益在返京飞机上已被监控，当晚返回北京后正式被“双规”。
本报多方求证证实，因涉嫌贪污等问题调查，国务院书面同意“双规”52岁的王益。据称，王益“双规”背后，牵涉金融市场中银行、证券公司、上市公司等多个层面。
国开行相关人士表示，不日将向外界公布相关信息。
祸起太平洋证券(19.03,1.62,9.30%,吧)“廉价筹码”？
据知情人士透露，王益此次被“双规”祸起太平洋证券特批上市，并案涉多起证券违法违规活动。
案发引子是2008年2月，王益在国开行的一位前任秘书孟涛因受贿接受调查。
一位券商人士也向本报证实了孟涛被调查的消息，“春节之后，孟涛就被限制出境，后来就被‘双规’了。”
相关人士告诉记者，王益的弟弟王磊不久也被调查发现，其在太平洋证券中持有大量低廉筹码，尽管在太平洋证券上市前后，王磊等人将筹码转让或更换股东名字隐匿，但仍被发现。
2007年12月28日，三年累计亏损8482万元的太平洋证券跻身A股市场，与即将退市的云大科技换股操作。但此后，太平洋证券上市用的新代码，同时指经过证监会办公厅给上交所下发的批复而上市的模式让所有市场人士大跌眼镜，太平洋证券的IPO也上演了股东“暴富神话”。
据查，其中股东身影中不乏王益亲属的名字。
太平洋证券A股股票上市公告书中显示：截至与云大科技股东换股前，太平洋证券的股本结构一栏中写着：天津市顺盈科技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持有1%股权。
根据工商信息查询可知：天津顺盈成立于2001年6月，注册资本金500万元，注册法人代表是王磊，公司5个自然人股东共持有太平洋证券1503万股。其中王磊持有45%，丁华忠持有30%，王薇持有5%，何英?与杨立安各持10%。
知情人士称，其中股东王薇是王益的妹妹。
据《财经》报道提到，王磊后将主要股权转让至王薇，王薇于2007年5月16日名义退出。2008年3月18日，该公司股东会决议，原股东再次将股权转让给宗建文、覃伟桥两位法律界人士。知情人士分析，最后一次股权转让，发生在今年2月太平洋证券上市被调查后，不排除现在的股东均为代持人。
太平洋证券上市开盘价达到46元，所有新老股东均获益匪浅。
知情人士告诉本报，王磊等人持有的太平洋证券筹码低廉，可能只在1元/股左右。同时，王磊所购筹码的钱款也是引发王益被调查的重要原因。
知情人士透露，2007年初，国开行总行副行长王益一行赴郑州考察，并为郑州提供25亿元资金用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以中岳嵩山、少林禅宗、武术圣地为核心的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及嵩山古建筑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支持郑东新区建设。但这25亿元贷款存在被挪用现象，同时王磊在其中以咨询和财务顾问费的名义获得不菲收益。“这笔咨询费大概有4000万左右。”知情人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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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益旧事
王益旧事
王益于1992年至1995年任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副主任，1995年11月至1999年2月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分管股票发行、基金等重要部门。
多年的行业浸染使其在证券界“人脉颇广”。
“1996年的，广发当时的领导特意把王益在西南财大的同一导师带的师兄请到广发当投行部老总，当时的广发高层就与王益关系不错了，那几年广发投行部和证监会项目审核员都很熟的。”广发证券一位资深投行人士告诉本报。
此外，王益与一个多月前辞世的涌金系实际控制人魏东私交甚密也是圈内人熟知的，现任涌金旗下上市公司国金证券董事长雷波就是王益在证监会时期的秘书。
王益被“双规”后，坊间开始流传其被“双规”与广发证券借壳内幕交易、国金证券上市均有瓜葛。
5月23日，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检察院已对广发证券内幕交易案依法提起公诉，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将于6月中旬第一次开庭审理此案。
相关部门调查发现，董正青曾利用其广发证券总裁一职的便利，将该公司拟借壳延边公路上市的信息提前告诉其弟及其他人。
延边公路的股价从2005年5月起就一直在2-3元的区间震荡，成交低迷。2006年4月26日，延边公路股价突然异动，当天股价大涨7.88%，其后股价连续5个交易日涨停。
“董正青在接受调查中供出了一些人，广发证券借壳期间的‘老鼠仓’绝不会仅是调查的那几宗。”上述人士透露。
“音乐家”的另一面
在王益被“双规”后，本报发现，“王益音乐粉丝网”也无法登录了。
事实上，这位曾被称为纵横金融界不识曲谱的音乐家作词作曲的大型交响音乐会《神州颂》已经在全国北京、广州、深圳等地巡演了近30场。
知情人士称，由王益作词作曲的 《神州颂》大型交响音乐会能在北京音乐厅、上海大剧院、杭州剧院、广州星海音乐厅、珠海体育馆和深圳大剧院、杭州大剧院等知名剧院全国巡演，也离不开魏东的功劳。而魏东的哥哥九芝堂(6.98,0.06,0.87%,吧)董事魏锋更是亲自担当了王益 《神州颂》演唱会的策划。
知情人士透露，魏东与王益认识是王益在证监会期间，但是两人交好是在王益到国开行之后。他称，王益是白族，能歌善舞，对于音乐界、娱乐界有着非同寻常的热爱。而魏东在演艺圈中人脉极广，双方一拍即合。
他说，魏东曾经先后几次介绍知名娱乐圈人士给王益，其中一位与王益还保持了密切关系。王益被中纪委调查期间，该人士也曾被请去 “喝茶”，但目前还没有限制出境。这几位娱乐圈人士通过魏东的操作，在股市也获利匪浅。
北京交响乐团团长谭利华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目前时机敏感，对王益在作词作曲方面不便做任何评价。并说，在王的《神州颂》备受舆论和音乐界好评之时，他也未表过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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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东之死：券商流下第一滴血
资本江湖“最后一个大佬”——魏东跳楼自杀身亡，也许并不是一个完结。相反，当幕布渐渐拉上合拢的时候，幕后的行为会更加神秘紧张。但是透过端倪似乎可以看到：券商借壳上市的大戏正在重新审视。
2008年4月29日，涌金系掌门人魏东从北京中海紫金苑的家中9楼坠落，经抢救无效死亡。这一消息震惊了整个金融界，甚至使即将到来的“五一”节多了一种迷惑惶恐的气氛。
5月1日下午，魏东的夫人——上海涌金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陈金霞在魏东朋友的陪同下到某网站公布了其遗书。从字面上传达的信息表明，魏东之死在于患有抑郁症无法承受压力，从而选择了结束生命。
不过，此时市场早已盛传，魏东之死同相关监管部门对他的调查有关。此后，国金证券(47.00,3.79,8.77%,吧)董事长雷波在接受相关媒体采访时表示，魏东坠楼属意外，“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部门、任何机构调查过魏东与国金证券(600109)。”
5月7日，又有媒体报道称：“近日通过多渠道调查发现，魏东自杀背后，或许与中纪委联合几个部门，正对股改前及股改之后形成的巨额利益输送进行的联合调查有关，其中一些公司上市前的国有资产流失以及一些券商借壳上市，可能是魏东自杀背后原因的重要疑点。”上述媒体还表示：“中纪委联合几个部门正对股改前以及股改之后形成的巨额利益输送进行联合调查，而券商借壳上市是调查的重点，有消息传出，有关部门的相关人士已被请去‘喝茶’。”
一扇门关闭，另一扇门开启。透过这扇门，我们可以重新去勾勒还原一些券商的上市轨迹图。过去三年是中国股市让人沸腾的三年，在证监会的领导下，中国证券市场进行了股权分置改革，一大批优质的公司上市，投资者分享到了收益。
与此同时，一些证券公司在上市的过程中，往往被公众人士和媒体质疑：涉嫌内幕交易、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这些证券公司包括广发证券、国金证券、太平洋证券(19.03,1.62,9.30%,吧)(601099)。
广发证券：
从“券商借壳上市第一例”
到“券商内幕交易第一案”
涉嫌内幕交易
2008年5月5日，S延边路(10.55,0.00,0.00%,吧)(000776)再次公告称，股改方案已经上报中国证监会，正在审批中，尚无最新进展。
自2006年10月S延边路停牌以来，几乎每周都会发布以上公告，一字不变。
与此同时，国金证券、海通证券(22.17,2.02,10.02%,吧)、长江证券(16.20,0.00,0.00%,吧)、国元证券等券商纷纷成功实现借壳上市。而原本广发证券是最有可能成为第一个借壳上市的券商，亦是除宏源证券(19.20,0.89,4.86%,吧)、中信证券(25.95,2.31,9.77%,吧)外第三家上市的券商。
回溯到2006年，上证指数在2005年探底998点后开始稳步上涨，股权分置改革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当年6月5日，S延边路发布公告承认控股股东吉林敖东(31.96,2.91,10.02%,吧)“正与广发证券就借壳公司上市事宜进行沟通磋商”。
实际上早在2006年4月，S延边路股价即已出现异动。4月26日，S延边路以2.86元开盘，收于3.15元，涨7.88%，此后该股连续拉出5个涨停，且成交量持续放大。期间，有媒体报道广发证券将借壳S延边路。
5月11日，S延边路发布澄清公告，表示“未与广发证券就借壳上市事项有过任何接触”。
之后S延边路在6月3日停牌前的三个交易日该股又连拉3个涨停。在断断续续的停牌复牌中，S延边路股价自启动时的2.86元经过30个交易日已上涨至每股10.55元，出现了11个涨停板。
同时，2006年3月31日至2006年6月2日(第一次停牌前)，以臧宏锋为首的7名自然人进入S延边路十大流通股之列，通联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6.10,0.10,1.67%,吧)-华富竞争力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也同期进入，前十大流通股东除吉林敖东之外来了个“集体大换血”。S延边路前后不一的公告令投资者大为不满，也受到媒体的质疑。
针对这一异象，2006年7月31日，深交所正式发函要求调查此事，并要求公司提供相关资料和数据。不过并没有得出一个具体的结论。
2007年有媒体报道，广发证券借壳上市即将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此时市场爆出更为具体的说法——广发高管炒股，尤其是广发总裁董正青弟弟买入200多万股S延边路获利亿元的传言。
据媒体后来报道称，董正青弟弟通过二级市场的获利主要在2006年3月31日至2006年6月2日这一时间段。
董正青弟弟大量买入S延边路股票被证实后，董正青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表示：“我承认我弟弟确实购买了S延边路，但这是他个人的行为，我可以肯定而负责任地说‘我没有参与内幕交易’，我相信事情总会有水落石出的时候。”
董正青特别声明：“虽然自己弟弟买入S延边路股票，但对于广发借壳S延边路的事情，我从来没向家人、亲属透露，至于他们是否买、为什么要买我当时确实一点都不知情。”
未了的结局
2006年9月26日，S延边路借壳上市方案公布，10月11日复牌后又连拉3个涨停，10月20日被再次停牌至今。同样是在10月，中国证监会稽查局再派员赴广东展开调查，由广东省证监局配合。立案调查直到2007年5月前后仍在继续，证监会稽查局人员曾赴吉林长春，传召S延边路第一大股东吉林敖东(000623)的高管谈话问讯。
相关媒体报道称，对于这种传言的调查，一线市场监管部门——深交所已经调查过多次，而证监会稽查二局也有数遍的调查，公司高管几乎都被叫去问话。据悉，董正青与稽查二局的谈话有一次甚至长达9个小时。
2007年5月29日晚7时，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发了一条消息——“中国证监会对广发证券借壳S延边路相关方涉嫌内幕交易、信披违规拟作出处罚，目前部分涉嫌内幕交易和其他形式犯罪的当事人及涉嫌犯罪的证据和线索已经移送公安机关，并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6月1日，广发证券总裁董正青提出辞职。公司董事会委任常务副总裁李建勇代行总裁职务。
三天后，证监会向S延边路、吉林敖东发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就其在2006年5月间未及时披露股权收购等信息，对两家公司及其高管作出罚款决定。
据《财经》杂志报道，董正青辞职之前，证监会机构部及广东证监局官员曾亲往广发证券，与公司董事谋面。
此外，在“新闻联播”发布有关广发的调查进展之前，公安部证券犯罪侦查局已经制订了详细的调查计划，其中包括将涉案者控制归案。但消息公布后，原计划需要重新调整。
随后的6月5日下午至6月6日凌晨，十余名广发证券工作人员陆续被公安人员带走“协助调查”。
《财经》杂志称，“该案进入监管层调查视野早于杭萧钢构(6.43,-0.01,-0.16%,吧)和上投摩根唐建案。假如证据确凿，广发借壳一案，将成为中国券商第一起涉嫌内幕交易案。”
在这段时间内，上证指数突破了曾经的历史高点2245点，并在此后开始不断创造新高。在达到6124点的高位后，又在半年内跌回到3000点。 S延边路的股票持有者因此错过了在证券市场上赚钱的最好时机，同时也避免了近半年来股灾式的下跌。至于投资者还要等多久，依然是个疑问。
此外，尽管广发证券人士一再强调，S延边路内幕交易属个人行为，公司仍希望借壳上市方案获批。但是截至目前为止，对内幕交易和借壳上市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复牌……我没时间，等以后再说吧。”S延边路的董事会秘书张洪军5月9日告诉理财一周记者。
“我们一直在和上面沟通，当然希望早点(借壳上市)。”广发证券新闻处一黄姓工作人员表示，但是上面一直都没有明确的态度，甚至对此前的内幕交易也没有再追查下去了。
而根据券商所公布的2007年年报，广发证券以81.89亿元的净利润名列前茅，超过国泰君安76亿元和申万56.23亿元的净利润。
国金证券：最后的晚餐
金融奇才魏东
“近期外部环境又给了我巨大的压力，强迫性的动作，强迫性的思维，如影随形，几乎时时刻刻困扰着我，伴随着严重的失眠和抑郁，使我无法面对生活，对于未来能否摆脱它毫无信心，而且长此以往会拖累得我的爱人，我的家庭不堪重负。”
见到魏东的遗书，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在其悼文中则如此回应：“一个在乱世中崛起的金融奇才，退一步也能踏着彼特·林奇的足迹淡出股市，又何须如此轻生？我在想象你搁笔后走向死亡的一刻，不知面带微笑，还是面无表情？”
金岩石无法触及这个“压力”，但是他说魏东是一个金融奇才。
魏东1967年生于北京，湘西永顺人，中央财经大学硕士毕业。曾任职财政部，后在财政部下属的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中经开)工作。此后创立“涌金系”。
其父魏振雄曾经留苏，是中国当代的会计名家，任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第一任院长。作为中国当代的会计名家魏父在实践中也是业界翘楚。从1992 年起魏父担任有中央财大背景的中惠会计师事务所的董事长和主任会计师。魏东的夫人陈金霞为著名经济学家吴晓求的门生，后任上海涌金实业有限公司董事，更是魏东的贤内助。
最值得提的事情就是，1993年万国证券和中经开在327国债上大战时，魏东是中经开的操盘手。
涌金系成立之初，刚好是中国经济转轨时期。1994年，时年27岁的魏东在北京成立了北京涌金财经顾问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涌金”)。1995 年，魏东创建上海涌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涌金”)，1999年又以1.8亿元注册湖南涌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涌金”)。湖南涌金后来成为涌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涌金系”)的核心投资平台,通过该公司控股九芝堂集团、国金证券。
巴曙松和王文强一年前(2007年6月)所撰的《涌金系上岸》一文中提到：“涌金系的最大特点，是在刻意经营下拥有非常灵通的信息和丰富的人脉资源，根据不同阶段经济发展和政策环境变化，适时调整投资策略，而其操作手法的每一次转变，都准确把握住了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脉搏。上世纪90年代，涌金系主要以转配股、法人股受让、配售新股等政策性的“盲点套利”方式积累资金；2000年左右，其借鉴VC的理念，投资孵化了一批高科技创业企业；2002 年后，又以私募股权投资的手法，受让千金药业(17.75,0.12,0.68%,吧)股权；以控股的九芝堂(6.98,0.06,0.87%,吧)集团为平台控股国金证券，并在这两个公司成功上市后获得巨额投资收益。”
国金证券被查？
对国金证券的投资被外界认为是魏东最妙的手笔。
2008年5月8日，国金证券收于46.55元。尽管同去年最高价相比，股价已经跌去一半，但国金证券2007年年报显示，长沙九芝堂集团持有 12710.13万股(44.76%)，湖南涌金持有7950.31万股(28.00%)。其共同拥有的市值仍高达96亿元。
在《涌金系上岸》如下表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国金的发展脉络。
2005年，中国证券市场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中，券商行业整体低迷，涌金系却在7月中旬控股成都证券，并为其成功增资扩股。湖南涌金出资1亿元 (占总股本的20%)、九芝堂集团出资9000万元(占总股本的18%)，这让成都证券的资本金由1.28亿元上升至5亿元。湖南涌金、九芝堂集团两家股东共持有成都证券38%的股权。
“2007年3月，成都建投复牌后首日暴涨129.6%，成为中国第一高价金融股，让国金证券的股东获利不菲。以2007年5月17日收盘价 79.27元计，九芝堂集团持有成都建投3348.27万股的市值已高达26.54亿元。因涌金系持有九芝堂集团49%股权，因此其间接持有的成都建投市值约为13亿元。”
通过过去三年来国金证券的公告不难看出，自2005年9月以来他们一直在清理资产，至2006年8月公告停牌时止，成都建投基本上已是一个完美的壳资源；2006年9月刊登国金借壳上市公告；2006年10月股权分置改革，2006年10月向涌金系控制的三家公司增发7500万股，每股6.44 元，相当于流通股份的3倍，而向舒卡股份(6.47,0.01,0.15%,吧)增发的限售期只有12个月。
有质疑者称，其一、为什么要分拆上市，其他券商都是一次性上市；其二、2006年12月8日管理层批复国金合并原成都建投，当时国金57.76%的股权经审计被作价6.6亿元；而2007年10月，国金证券的最高市值为400亿元。
不过，针对调查传闻，国金证券董事长雷波近日则表示，魏东及涌金旗下的公司都没有受到任何部门、任何机构的调查，魏东的去世纯属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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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东之死：券商流下第一滴血(2)
太平洋：上市“新模式”疑惑
上市三个月即亏损
自从2007年10月中旬后，中国股市开始了“股灾”式的下跌。这轮下跌使太平洋这个闹剧走向高潮。
4月25日，太平洋发布2008年第一季度报告，第一季度亏损2亿5千多万，每股收益-0.1665元，是已上市的券商中惟一在2008年第一季出现亏损的。
“就一个字，烂！”《证券市场周刊》记者李德林告诉本报记者，通过年报可以看出，11家营业部和11家证券服务部直接决定了太平洋的经纪业务，而投行这块收益也就1000多万，因此太平洋证券(19.03,1.62,9.30%,吧)的主要收益就是靠炒股票了，“行情不好当然会亏损。”
更引人注目的是太平洋上市的时间并不遥远。2007年12月28日，太平洋搭上了2007年最后一辆班车从而登陆资本市场。也就是说，上市三个月后即亏损。
“确实够夸张的！”李德林甚至笑了，在他的记忆里，上市三个月就亏损的公司一时还不好想起来。新上市的公司出现亏损，“再怎么样也会坚持一年半载吧。”但就是这样的公司却顺利上市了。
据公开资料显示，太平洋证券成立于2004年1月6日，是云南省政府为了托管“问题券商”云南证券而专门成立的。中国对外贸易经济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外经贸信托”)、泰安泰山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泰山投资”)与泰山祥盛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泰山祥盛”)三家分别持股22.56%，成为太平洋证券并列第一大股东。
记者李德林在2008年3月1日的《证券市场周刊》封面文章《谁批准太平洋上市》中表示：“有资料证实，这家看上去是为政府解决云南证券而成立的证券公司，实际上已经纳入‘明天系’的行列。”
据上述报道，2004年，太平洋和“明天系”合作参与了四环生物(3.89,0.16,4.29%,吧)(000518)、青山纸业(3.46,0.05,1.47%,吧)(600103)、鲁银投资(4.73,0.02,0.42%,吧)(600784)一类的老庄股的炒作。
在二级市场的冒险最终让太平洋在2004年亏损1623万，2005年亏损达2亿之巨。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太平洋证券成立之初，是没有历史包袱的。
2006年初证监会开始关注太平洋证券，尤其是“明天系”的控制权问题。此后，太平洋证券的股权发生了一系列转让。另一方面，2006年11 月，公司和云南国资主导的已处于终止上市边缘的云大科技重组领导小组达成了“云大科技股权分置改革暨太平洋证券重组上市组合操作方案”，太平洋上市之路开始。
上述报道还表示：“两家公司的股东换股后，原本20个股东的太平洋证券股东人数达到28975人。保荐机构安信证券、法律顾问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保荐意见书以及法律意见书均称，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股东人数超过200人的公司为公众化公司，公众化公司可以进行公开的股权转让流通等交易。原定于6月就挂牌交易的太平洋证券，由于《证券市场周刊》提出异议而被推迟上市。2007年12月27日，太平洋证券终于发布了上市公告书，次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没有经过证监会发审委的审批，直接成为挂牌交易的上市公司。”
无论如何“增资、换股、上市，太平洋证券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实现了一个完美的三级跳。”更详细一点说，公司成立到向证监会提出上市申请，太平洋证券还不足3岁，其中前两年连续亏损，三年累计亏损8482.47万元。
上市“新模式”疑问
对于太平洋证券这种新的上市模式，《证券市场周刊》记者李德林经过调查，提出如下疑问：
其一、太平洋证券增资扩股时，太平洋证券名义上的第一大股东北京玺萌置业有限公司(下称“玺萌置业”)2004年的负债率为95.93%、2005年为85.74%、2006年为87.05%；股东中储股份(5.56,0.03,0.54%,吧)(600787)2004年的负债率为52.35%、2005年为50.05%、2006年为64.71%。这和《证券公司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相违背，即直接或间接持有证券公司5%以上股份或负债总额达到净资产50%不具备股东资格。
其二、《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公司监管的若干意见》第二条规定：证券公司变更业务范围、公司形式、股东或者股权、公司名称、住所和高级管理人员，资本金的增加或者减少，合并与分立，修改公司章程，分公司的迁址，证券营业部的迁址与转让等事项，应当报经中国证监会批准。那么，太平洋证券变更为股份公司及增资扩股后的章程是否报批了呢？对照这一规定，记者从证监会官方网站上没有查阅到证监会在81号批复中特意强调的太平洋证券修改公司章程的批复。
其三、在太平洋证券的上市公告中，还披露了云大科技股东大会以及太平洋证券股东大会所通过的换股的决议，即同意云大科技的股东与太平洋证券的股东进行换股。应该说，按照《证券法》以及上述监管意见，太平洋证券的重大股东变更应该报证监会进行审批。
其四、既不是借壳也不是IPO。从太平洋证券上市后新的证券代码可以看出，太平洋证券不属于借云大科技之壳上市。而太平洋证券的业绩不符合 IPO条件：太平洋证券2004至2006年净利润则依次为-1623.40、-20051.26、13192.19万元。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33条规定的发行人应当符合的条件之一是：“最近3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均为正数且累计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显然，过去3年中太平洋证券只有1年盈利，累计亏损8482万元的太平洋证券，达不到公开发行股票的标准。
5月9日，李德林告诉记者,至今无论证监会还是太平洋证券公司都没有给他所指出的疑问有一个回复。
等待结局
从股改至2008年5月9日，国金证券(47.00,3.79,8.77%,吧)是第一家成功借壳上市的券商，太平洋则是最后一家上市的券商。
5月9日，有知情人士告诉《理财一周》记者，魏东之死确与国金证券被调查相关。目前相关部门确实在开始调查券商上市过程中的利益输送问题。
魏东已去，周边沉默。
这风雨来临之前的沉闷和压力！
风暴眼
对话李德林：
证监会也需要独立机构监督
理财一周记者/柯智华
理财一周：自证券市场好转以来，各券商苦心经营着寻找机会上市。在这过程中，首先是广发证券涉嫌内幕交易被查，到今天依旧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再到最近的太平洋“新模式”上市，您觉得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或者有什么变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李德林：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当然我首先要承认有些券商在上市的过程中就很干净了，比如海通证券(22.17,2.02,10.02%,吧)借壳都市股份。
但是也有一部分券商在上市过程中是不规范的，比如广发证券的内幕交易，还有这次的太平洋证券上市，期间的利益输送都是非常原始、非常粗暴的。我们把他叫作“PE式行贿”，好比买原始股，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内幕交易和行贿。
理财一周：这样的话，你觉得将会带来哪些不好的影响？
李德林：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愚民”政策。
比如太平洋证券到目前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按照正常的程序，太平洋证券是上不了市的。这种PE式的行贿让别的上市公司怎么办呢？是以此为榜样也这样做？如果这样做，我们的市场如何是好，不这样做，那些没有违规的公司面对不公平待遇，又该怎么办？
理财一周：如果要改善这些，哪些方面需要做哪些工作？
李德林：股改解决的是历史问题，其实历史问题是可以分步解决的。
你说股改了，上市公司业绩有变化么？没有，还是以前的公司。但是最核心的问题却没有碰——那就是“透明度”，监管层一定要坚持三公原则(即公平、公正、公开)。中国证监会不能够自己当选手又当裁判。
因此，中国的证监会需要一个权利的制衡机关，需要有另外独立的一方对中国证监会有个监督。
叶檀：正在发酵的王益案是近期惟一真正利好
叶檀 评论员
在我国，扭曲的资源配置，使得对冲的目标公司，只能锁定在能够获得政策优待与能源价格上涨红利的大盘蓝筹股上。这是中国股市的利空，而不是利好。
从根本上来说，摧抑股市特殊利益群体，破解股市拯救国有企业的谬论，建立股市正常秩序，使股改尊重投资者的精神内核得以彰扬，才是中国股市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前提。
资本市场的表现让所有人瞠目结舌。现在所有人都想追问的是，股市下一步如何发展？
前财政官员纷纷建言，出来抚慰人心。恕我直言，这样的抚慰缺乏说服力。如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德水先生说，中国股市不会辜负成熟投资者。事实上，中国股市经常辜负投资者，不管是成熟的，还是不成熟的。比如，基金亏损10000元，基民为信奉机构投资者的成熟交出高额学费。
证监会机构部主任黄红元释放出旨在“托高人气”的声音。表示证监会无论出台任何政策或者一个规则的制定、起草、颁布，都会关注它对市场的持续良好发展是否起积极的作用，而不是起阻碍作用。这话说的是政策起草者的初衷，但政策出台之后偏离目标的也不少见。当初国有股减持也是为了市场健康，结果是市场彻底失灵。
16日，证监会前主席周道炯在公开场合“托市”，认为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很快，取得很大成绩。虽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今后都会逐步解决，“我国资本市场是一个前景很好的资本市场”。谁都承认，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前景美妙，包括进入中国的国际热钱，但这一表态无法解释中国资本市场的大起大落，无法安慰损失巨大的投资者，包括那些信奉价值投资亏损巨大的人。
笔者仍然相信，政策底是3000点。看看股市6月18日莫名其妙的大涨，主要由权重股带动，近844家股票上涨，近百家个股涨停。万众瞩目的上证综指收盘于2941.11点，离3000点一步之遥。“石化双熊”表现可圈可点，中国石化(12.83,0.26,2.07%,吧)涨停，中国石油(15.86,0.69,4.55%,吧)大涨5.58%。这让人相信，股市仍然是“有形之手”掌控之下的股市。
从操作技巧来看，我仍然强调应该关注大盘蓝筹股，可以对冲能源价格上升等不确定因素。
周洛华先生曾指出，为了对冲石油价格上升所带来的风险，国际对冲基金以同时做多道琼斯和石油。原因很简单，当油价上涨时机构可以收获油价上涨之利，而道琼斯作为美国最有竞争力的上市公司群，可以有效抵挡油价上升所带来的压力。
这绝不意味着我国的沪深50、沪深300(2849.668,76.59,2.76%,吧)等大盘蓝筹股公司也是最优质的上市公司，可以抵挡油价上升所带来的冲击，但这些公司是最受优待的公司，并且占据中国产业链的上游。也就是说，这些企业是理顺能源价格最大的利好者，并且，如果价格不理顺，政府的隐性补贴承担了对冲的部分风险。如最近政府对电信巨头重组以及中石油、中石化的巨额补贴。
中石油、中石化股价的上涨依赖于国家发改委的表态。6月15日，发改委指出，我国将积极稳妥推进能源价格改革，择机进一步理顺成品油和天然气价格。这猛然提升了中石油、中石化的利好预期。
这不是良好的经济业态，不幸却是我国股市的现实，扭曲的资源配置，在我国使得对冲的目标公司只能锁定在能够获得政策优待与能源价格上涨红利的大盘蓝筹股上。在李德水先生的“托市”言论中，真正值得关注的是，“目前进行的宏观调控绝不是‘紧缩’二字所能代表的。在具体执行中，还有‘区别对待，有保有压，不搞一刀切，不搞急刹车’等一整套成功经验”，投资者需要找出哪些是保的，哪些是压的，以寻找对冲对象。
资源的错配扭曲了我国股市的对冲机制，这是中国股市的利空，而不是利好。PPI的上升与CPI的下降，显示中国经济存在扭曲，当扭曲达到某种极限，政府只能放开价格，位于中下游的企业、包括私家车等消费品都会感到巨大的冲击，而对公共交通以及质量优异的大型客车则是利好。如果将来央行不得不提升利率，那么所有的机构应该减少债券的持有量避免风险。
近期惟一真正的利好，是正在发酵的王益案件，另一利好三一重工(31.09,0.66,2.17%,吧)全流通恐怕只是个案。前者说明最高层对于肃清中国股市秩序的决心，众所周知，内幕交易是我国资本市场最大的不确定因素，通过王益案件，不确定性正在减少。
从根本上来说，摧抑股市特殊利益群体，破解股市拯救国有企业的谬论，建立股市正常秩序，使股改尊重投资者的精神内核得以彰扬，才是中国股市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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