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农产品进口特别保障机制问题上的分歧难以弥合，在瑞士日内瓦进行的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部长级谈判宣告破裂。图为7月28日，参与谈判的某成员方代表离开时的背影

　　【《财经网》专稿/特约记者 胜寒 发自美国华盛顿】虽然离终点只差咫尺，多哈回合日内瓦会议仍像是一次“事先张扬”的失败。
　　7月21日以来，世贸组织重启多哈回合谈判，关于挽救多哈“最后努力”的报道见诸世界媒体。表面上看，这次新的部长级会议对于本轮世贸谈判“生死攸关”，世界银行总裁、美国前贸易谈判代表佐利克甚至表示：这次会谈“要么成功，要么将永远失败”。各国代表也纷纷表示将全力以赴，力挽狂澜于即倒。
　　2001年11月诞生以来，多哈回合谈判即命运多舛。七年的谈判历程可谓艰苦，各主要谈判方也显示了相当的政治意愿和灵活性，然而，一涉及核心利益，特别是农业关税和补贴减让问题，各贸易强国却纠缠于细枝末节，争夺一城一池的得失，缺乏达成协议的使命感和紧迫性。本次日内瓦部长级会议，至少已经是近年来关于多哈的第三次“最后努力”。除了使全球公众对WTO体制再添疲惫和困惑，这种着力渲染，似乎并没有增加与会代表的紧迫感以及各国政府的政治决心。这既像是一次世界各贸易强国有心无力的集体出秀，也像是关于多边贸易机制又一次“狼来了”的哭喊。
　　的确，本次会议是一次“悲壮的失败”（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的描述）。30多国的贸易部长们在九天极其艰苦的谈判中，就20个议题中的18个达成了协议，但最后出乎意料地在第19个议题上谈判破裂。而这一关于发展中国家农产品特殊保障条款的议题，在会议开始之前被普遍认为是一个相当次要的问题。谈判失败后，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苏珊·施瓦布公然指责中印：“在世界遭遇粮食危机之际，某些国家对于粮食进口关税的要求导致本次谈判的失败，这种做法有违良心”。把责任归结于中印两国对国内农业的过度保护，这也是欧美舆论的主流观点。而中方认为，“多哈回合谈判目前出现严重困难的关键，是美国在自己利益得到保障后漫天要价”。表面上看，日内瓦谈判的失败缘于发达国家（美国和欧盟）和主要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在农产品关税和补贴减让问题上的严重分歧。然而，多哈受挫的原因仅止于此吗？
　　事实上，本次谈判的失败，反映了世界经济出现拐点后，全球化面临的困局——在天时、地利均不具备的情况下，本次谈判的努力只是证明了在“天命”面前“人事”的局限。虽然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事先宣称，本次会议达成协议的成算超过50%，但事实最终证明，达成协议的时机并未成熟，仓促重启近乎于赌博。
　　首先，这是一次逆势强行的谈判。自2001年多哈谈判启动以来，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自由贸易的不断扩张，给世界经济创造了一段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期，然而这种前所未有的繁荣也掩盖了现行全球化机制下的深层次矛盾，比如美国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储蓄失衡，全球化供应链重组后各国汇率和利率政策调整滞后，美元霸权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错位，金融自由化过度膨胀和巨额资本流动造成的风险，等等。自去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下行，全球化的负面因素不断显现，美元贬值和流动性过剩带来石油、食品等大宗商品价格暴涨，世界范围内通胀恶化。这些矛盾反映到各国政治上，即是保护主义抬头，民众对自由贸易的怀疑和抵触大大增加。于是，本次日内瓦会议出现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几乎所有与会代表对谈判进程都不满意，认为所得小于所失。这是因为在当前的全球化背景下，自由贸易这块蛋糕不可能做得更大，而每个参与者分到的一块都相当有限，这似乎难以补偿各成员国做出的努力和让步，更无法平息国内公众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广泛质疑。美国参议员鲍克斯评论，“一个坏的协议不如没有协议”，这恐怕是各国政府和政治家们的普遍心态。在全球化遭受挫折之际，要求自由贸易谈判单兵突进，无疑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求。
　　其次，这是一次刻舟求剑的谈判。回到多哈谈判的出发点，尽管谈判内容林林总总，涵盖从农产品关税和补贴、工业品市场准入（Non-agriculture Market Access, NAMA）、服务贸易、贸易规则和贸易协助等广泛内容，但究其核心，是发达国家降低农业关税及补贴，以换取发展中国家工业产品的市场准入。这既符合大卫·李嘉图比较优势的理论，也附合七年前的国际贸易形势。然而，这一谈判目标已经落后于实际贸易发展。由于目前高涨的国际粮食价格，美欧农产品的国内国际价差大大缩小，实际补贴“缩水”，美国代表团做出将农业补贴上限从此前的480亿美元降至150亿美元，貌似慷慨，但考虑到其去年的补贴水平只有区区70亿美元，这种让步对美国实际上毫发无伤。相反，对于发展中国家，由于粮食危机蔓延、比较优势削弱，它们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满足国内供给。今年以来，像印度、越南这样的传统稻米生产国大幅提高出口关税，以降低稻米出口，稳定国内价格，这些情况均为七年前所始料不及。再比如，中印视为生命线的农产品特殊保障条款，要求在进口猛增的紧急情况下，该国政府有权大幅提高农业关税，以保障国内生产、保护国内农民的利益。在七年前，这一特保条款似乎无足轻重，但在目前食品通胀高企的背景下，立足于国内自足的粮食安全，已成为中印两国至关重要的谈判底线。时移景异，但多哈谈判的蓝本并没有做相应调整，这好比以七年前的“旧船票”，如何能踏上今天自由贸易谈判的“客船”？
　　第三，这是一次名实难副的谈判。多哈回合号称“发展回合”，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利益和诉求，远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根据世贸组织前总干事迈克尔·摩尔的表述，之所以将这一回合命名为“发展回合”，是因为在1999年西雅图会议失败后，世贸组织急需合法性以重启谈判；而其实质，并没有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国、穷国的利益作为谈判的重点。在七年以来的谈判历程中，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迅速增长，特别是中印两国正在改变国际贸易的版图。与之相应，发展中国家自然要求与之相应的谈判地位，以及制订规则的权力。但是一旦中印在贸易谈判中开始说“不”，美欧等传统贸易强国则非常难以接受。诚然，多哈谈判的成功有助于降低世界粮食价格，帮助世界各国度过粮食危机。但“苏珊•施瓦布们”的出发点并不高尚，在贸易谈判中每一分一厘都是利益，在道义至高点上的指责不过是一种伪善。换一种方式思考，中印两国的农业人口相加超过十亿，而美国的农民总数不超过300万，从发展的角度衡量，孰轻孰重不言自明。
　　再比如，根据美国卡耐基基金会2006年的一项研究，在多哈谈判的现行框架下，无论最终协议是否达成，条款如何，其基本结果都是一个“赢赢输”的格局，即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受益，最不发达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成为最大的输家。这表明，自由贸易并不是公平贸易，全球化带来的并不是帕累托改进，而赢家必须给输家以某种补偿，这种机制才可能得以持续发展。但在谈判过程中，得到保护的只是主要贸易强国国内的弱势群体，而真正需要公平利益分配和发展机遇的最不发达国家，却被完全边缘化。这样的全球化，又缘何不在发展中国家中遭受批评和抗议呢？
　　简言之，多哈的失败是全球化的困境之下，多边贸易体制所遭受的一次重大挫折。本回合的谈判处于这样的一个尴尬境地：对于理想主义者，它并不理想；对于现实主义者，它也不现实。尽管如此，我们仍需看到多哈回合的积极意义，它有助于锁定国际多边贸易体系已经取得的进步，巩固经济全球化的成果；而一个并不令人满意的现状，也要比倒退好得多。对于世贸组织来讲，尽管它的发展仍没有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迅速增长的经济实力，但相对于其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组织来讲，世贸组织的决策机制仍远为合理和公平。多哈的失败，首先是世贸组织的失败。从这重意义上讲，上周的谈判结果仍使我们扼腕叹息。
　　多哈回合受挫，反映了国际经济制度相对于全球化新格局的迟滞，更加深了各国民众对全球化前景的困扰和怀疑。随着美欧印政治周期的调整，多哈的前景更加不明朗，谈判截止日期推迟至2009年甚至在2010年已是最乐观的估计。不能排除的是，美国大选之后政治重心左倾，而欧洲经济下行，美欧保护主义一齐抬头。同时，发展中国家的高通胀得不到迅速缓解，民众对全球化的不满增加，多边贸易谈判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
　　很大意义上讲，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是坚定不移“对外开放”的结果。正是全面加入全球化进程，才为中国经济放松了资本和生产资料要素投入的瓶颈，并为“中国制造”的工业产品打开了广阔的世界市场，从而奠定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在外部环境变化、全球化出现挫折之时，中国的发展将何以自处？我们的全球化战略的“B计划”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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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多哈部长级会议谈判破裂后，印度商业和工业部长纳特在日内瓦接受记者采访。
　

多处分歧未见显著弥合，谈判未取得突破进展，各方称希望早日重启
　　
　　【《财经网》专稿/记者 李增新】世界贸易组织（WTO）主要成员国部长级会议在持续九天后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因各方在特别保护措施（SSM）的巨大分歧导致谈判陷入僵局，但多哈回合的症结并不局限于此细分领域，尖锐的利益冲突为谈判停滞的根本原因。
　　
僵局难破
　　“虽然在一些领域取得进展，但谈判破裂了。”WTO官方网站如此描述。WTO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7月29日宣布，主要成员的部长未能在农业和工业品领域达成全面协议。
　　自7月21日开始的一周，30多个成员的部长在日内瓦围绕多哈谈判农业和非农的核心问题进行了密集谈判。
　　拉米透露，成员国在20个议题中的18个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7月29日召开的G7（中国、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巴西）会议上，各国在如何启动SSM上僵持不下。
　　一些国家认为应设定一个较高的“触发点”，只有当某种农产品进口突然增至相当大的规模，“受害国”才可启动SSM，提高关税。另一方则坚持较低的“触发点”和更有效的SSM。
　　据路透社报道，因美国与印度在一项帮助贫苦农民应对大量进口商品威胁的协议上均不愿作出让步，多哈回合谈判陷入破裂。
　　除了SSM，各成员在地理标志保护（GI）和生物多样性等问题上也未能达成共识。
　　拉米对结果表示失望，“我本来希望今天可以带给大家好消息的。”他对谈判破裂造成的经济损失做了粗略估计：如果关税减免协议能够达成，WTO成员从协定开始实施至兑现全部承诺条款的期间，每年可节省关税总额1300亿美元，其中350亿美元来自农产品关税减免，950亿美元来自工业品关税减免。
　　“这是一次严重的失败，特别是在当前世界经济下行、通胀严重、金融风险四伏的情况下，失败将会给脆弱的多边贸易体系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对此我们要有足够准备并做好充分应对。” 中国代表团团长、商务部部长陈德铭7月29日说。
　　“谈判破裂对世界贸易体系来说一个重挫。我们丧失了首次达成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协议、重塑世界格局的机会。”欧盟贸易委员彼得·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说，也许有人要问应该归咎于谁，但这其实是集体决策的失败。

多哈“持久战”
　　WTO多哈回合谈判自2001年启动以来，农业补贴问题始终是农业谈判的核心难点之一。农业、非农市场准入（NAMA）、服务等谈判相互关联，一国在弱势领域放开的程度，取决于它在强势方面获取的利益。
　　“农业协定是最困难的，但只要农业谈成，其他谈判就会很快完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程国强对《财经》记者说。
　　多哈农业协定谈判，已成为一个“漫长、痛苦”的反复磋商、讨价还价的过程。
　　WTO农业谈判自去年重启以来，首先形成了一个十分宽泛的文本。该文本几乎在每个细节问题上都保留了多种条件、选项和缩减区间。然后，各成员国代表在农业谈判主席克劳福德·福尔克纳（Crawford Falconer）的带领下，逐一讨论，将每个规定的条件、选项和区间逐步缩小。从2007年7月第一稿，今年2月和5月的第二、第三稿，到此次主要成员部长会议前的“7月10日稿”，农业文本已经过多次反复修改。
　　多哈农业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无法在发达国家对扭曲贸易的国内支持总量（OTDS）的削减幅度上达成一致。
　　乌拉圭回合《农业协定》将农业补贴分为两类，一类是受削减承诺约束的“黄箱”补贴，用综合支持总量（AMS）进行衡量。另一类免于削减，包括“绿箱”、《农业协定》第6.2条措施、“蓝箱”和“微量允许”。OTDS的现行水平，等于“黄箱”“微量允许”和“蓝箱”措施的实际支付水平之和。
　　程国强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补贴水平极不平衡。只有对发达成员国内支持进行大幅度实质削减，才能实现实质性削减OTDS的目标。
　　此次会议接近尾声时，G7的部分国家提出了一个基于“7月10日文本”修改的“妥协方案”。根据该方案，美国承诺将其OTDS允许空间的上限削减至145亿美元。这比美国贸易代表施瓦布（Susan C. Schwarb）7月22日宣布的削减至150亿美元又降低了5亿美元。
　　自2005年开始，美国承诺削减OTDS允许空间上限至225亿美元。从去年6月开始，又进一步承诺将其降至170亿美元。
　　“7月10日文本”规定，美国需削减OTDS允许空间66%-73%。美国目前OTDS允许空间上限为482亿美元，“妥协方案”中的承诺意味着将其削减约70%，处于应削减区间的中值。
　　施瓦布称，美国过去十年的平均实际OTDS为168亿美元，其中2005年为189亿美元。OTDS允许空间上限的削减，将对美国实际OTDS产生影响。
　　施瓦布没有提到最近两年的OTDS。在WTO成员内部普遍被接受的说法是，美国2006年实际OTDS为110亿美元，2007年为70亿美元。
　　将OTDS允许空间上限降为145亿美元，可能无法达到“对发达国家OTDS进行大幅度实质削减”的效果。北京WTO事务中心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程大为告诉《财经》记者。
　　因此，发达国家在削减农业补贴方面的诚意，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质疑，这也导致发展中国家在NAMA、服务等谈判中不愿作出巨大让步。
　　除了OTDS总量上的削减，多哈回合农业谈判在细节上的焦点包括各国在“敏感产品（sensitive product）”“特殊产品（special product）”和SSM上的争执。
　　中国代表团7月28日对“妥协方案”提出了异义，指出中国应对食糖、棉花、大米等产品征收较高的关税。
　　“妥协方案”规定，一国可以划定全部海关农产品税号总数的4%为“敏感产品”。对这些产品可设进口配额，数量为国内消费的4%，配额内进口征收较低关税。
　　此言一出，立刻有西方媒体称中国在多哈回合的最后关头突然“变节”，中国的立场可能断送旷日持久的整个多哈回合谈判。中国代表团则表示，这些指责是毫无根据的。
　　不难看出，争论时时刻刻都在受各方利益的左右。谈判实际上就是一个你来我往的信号传递过程，各方都视“对手”的行动决定自己的立场。SSM议题上的分歧，也许并不是此次谈判破裂的根本原因。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各国在利益划分总体上始终无法达成一致。
　　
多哈“将来时”
　　如何处置农业和工业协定中已经谈成的部分？多哈回合的前景如何？
　　谈判破裂并不意味着多哈回合结束。拉米在7月2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为期九天的谈判所取得的成果，“是过去任何一周多边谈判取得成果的2倍到3倍。”
　　“WTO成员必须认真考虑是否能够重回谈判。”拉米说，由于谈判破裂，世界多边贸易体系无法得到强化，也无助于消除过去60年来一直存在的贸易保护主义。
　　“我希望多边贸易体系经受住这次挫败，并在崎岖道路上坚持前行。我个人将继续为WTO服务并为推进公平贸易作出努力。”拉米说。
　　陈德铭7月29日在日内瓦说，“我希望这次会议已经达成的成果，能作为一份珍贵的遗产保留下来，为继续探索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提供借鉴。我也希望WTO成员能共同总结失败的原因，从中汲取应有的教训，以提高未来磋商的质量和效率。”
　　“中国愿意与在座的各成员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双边贸易和合作，特别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推进世界的进一步繁荣，”陈德铭表示。
　　美国仍然坚持推动多哈回合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立场。“我盼望在以后的几周与其他国家的谈判代表继续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施瓦布7月28日表示。
　　“现在是着眼于未来的时候了。”曼德尔森说，暂时的失败并不能排除将来重回谈判的可能。“没有任何协议是完美的。虽然困难重重，欧盟依旧支持多哈谈判。”
　　事实上，多哈回合前景相当暗淡。如果在今年年底前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大选和明年下半年的欧洲选举，可能使多哈回合至少推延到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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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经网》专稿/驻华盛顿记者 陈竹】7月29日，新一轮多哈回合谈判因为发达国家同新兴市场国家的僵持不下而再度陷入崩溃。这意味着，多哈回合谈判在现任美国政府手中已不可能完成，将转交给明年1月上台的新政府。当天，四位前任美国贸易代表在国会山献策，建议未来的新政府撇开贪大求全的共识目标，先同关键国家在具体行业上达成协议。
　　在联邦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为美国对外贸易政策指点迷津的四位前贸易代表分别是：1997年到2001年间在克林顿政府任职并负责同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就中国加入世贸问题进行谈判的巴尔舍夫斯基；1993年到1997年间在克林顿政府任职的坎特；1989年到1993年间在老布什政府任职的希尔斯；1981年到1985年间在里根政府任职的布洛克。
　　巴尔舍夫斯基表示，如果多哈回合谈判能很快取得成果，再好不过；如果失败了，美国应当将贸易谈判的重点从贸易小国转移到“发展迅速的产业和大型经济体”。她认为，多哈回合谈判进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谈判内容太过庞杂——包括农业改革、自然人的流动、贸易救济等众多贸易争议话题。因此，要想取得突破，就应当放下“大而全”的目标，把焦点放在重点产业，主要是服务业上，包括能源和环境技术、在亚洲等地具有庞大市场的基础设施产业、医疗和健康产业；主要的贸易谈判对象应该是欧洲、日本、中国、印度、巴西、东盟国家、波斯湾国家和其他发展国家市场。
　　巴尔舍夫斯基认为，有些领域的贸易协定，不一定要求世贸的153个成员方都加入。她特别强调，美国不能错失亚洲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在东亚经济欣欣向荣的时候，美国在该地区存在被边缘化的危险”，“如果美国没有给予足够重视，迅速壮大的印度和中国有可能重塑亚洲贸易模式，而美国在亚洲的进出口额将会逐渐减少。”巴尔舍夫斯基说。
　　坎特也建议下一届政府应考虑先从具体产业的共识入手，他认为之前乌拉圭回合谈判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信息技术、电信和金融服务领域先达成了共识。但坎特与巴尔舍夫斯基的观点有所区别，坎特认为，农业是关系美国贸易和经济未来的重要部分，不能为了推动生物技术、环境控制、医疗教育等服务行业的进展，而牺牲农业、电信、知识产权等产业的利益。他建议，如果美国政府不能在这轮多哈回合谈判中突破障碍，应当单就农业问题达成协议。
　　为推动本轮多哈回合谈判，美国现任贸易代表施瓦布上周二曾提出将国内农业补贴的最高限额降至150亿美元。这是美国继2005年将上限调至225亿美元、去年6月调至170亿美元之后的再次让步。虽然印度和中国对这一限额仍不满意，但美国代表团在国内的确面临强大的农业游说集团的压力。
　　本周二的听证会上，来自农业大州北达科他的联邦参议员Kent Conrad也向四任前贸易代表转达了他的选区选民的不满。“每次我回北达科他，农民们都向我抱怨美国的贸易代表在谈判桌上太软弱，光是给别人好处，却不顾及本国民众的利益——丢出一个条件，对方没有反应，就自降价码，简直是自己同自己谈判。”
　　而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立场上，几任前美国贸易代表都同施瓦布站在同一条阵线上。他们一致认为，美国经济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中国、印度等新兴发展经济体夺走美国的工作机会，而是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使某些传统行业的工作机会转移到新兴行业。因此，在这一关键时刻，美国政府和国会的应对措施，不应该是煽动保护主义，而应该致力于“人力发展”，提高美国民众的教育和技术水平，使得他们在全球化、知识经济的背景下更有竞争力。
　　他们均提出对美国初级教育质量落后的担忧——32％的美国高中在读生无法拿到毕业证书，而40％如愿进入大学的学生中，只有27％进入大二；根据美国劳工部的统计数据，美国未来85％的新工作机会要求高中以上学历。“我真的担心那30％高中没有毕业的学生今后怎么办？”希尔斯说。
　　除了教育水平有待提高，几任前贸易代表还建议政府通过提高医疗保健和其他保障体系，来减少民众对全球化的担忧情绪；通过控制财政赤字来确保政府增加就业、恢复经济、提高生活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实际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