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今年上半年，出口贸易和GDP的增速都出现了比较大的下滑，更为重要的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出口结构似乎正在耗尽潜力。面对出口和经济中出现的困难，国家领导人纷纷赶赴沿海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应对的措施。战略方向其实比较清晰，那就是要实现产业升级，促进出口和经济结构的转变，但从今年的情况来看，这个转变不是那么容易实现，可能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其中包括理论上的反思，我们需要知道，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出口和经济结构？当初的战略选择是否正确？在这条道路上走了30来年，是让我们积重难返，还是为今后的转型准备了条件？

　　有学者总结，中国30年的经济奇迹得益于以模仿为主线的“后发优势”。1980年代末，时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的王建提出“国际大循环”，认为应该把农村劳动力转移纳入“国际大循环”，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一方面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一方面在国际市场上换取外汇。有了外汇就可以取得重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从而通过国际市场的转换机制，沟通农业与重工业之间的循环关系。

　　这样的对外开放战略，在当时就引起了极大争议。东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刘昌黎在1989年提出，“不是以产业政策为中心而是以外向型经济为中心来调整产业结构，分散了重化工业以世界先进水平为目标、抓紧进行进口替代的精力，给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很大的混乱。”当时，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是否能够像四小龙一样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如何处理与进口替代的关系，人们都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国家科委牵头的课题组提出了另一种战略选择，他们支持从“进口替代”转向“国际市场导向”，但是坚决反对以劳动力密集产品为主进入国际经济大循环，认为中国不应该被动接受“亚洲四小龙”将边缘低增值产业向我国的转移，而应“以我为主”地发展高技术产业，以世界市场为导向，抓住S型增长的一切机会跳过某些技术替代阶段，尽快打进国际经济竞争的中心地区。

　　当年针对“国际大循环”的争论不一而足，今天来看，有些担心并没有发生，但有些后果却属早已预料。这样貌似偶然的历史选择能够历经几届政府并贯彻始终，有其不可逆转的一面。改革之门开启，技术、观念、资金和人才等从外部汹涌而入，与中国本土市场碰撞融合，滋生出全新的竞争力，并酝酿出对体制环境进一步变革的压力。应该说，“国际大循环”构想的提出固然启发了中央决策，但发展外向型经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思路却是早在十三大前夕就已经在决策层酝酿。正如王建1987年的文章中所述，高度强化的二元结构使当时经济发展面临“工业结构高级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争夺资金的矛盾”。面对困局，中国有几种选择，“一是优先发展农业、轻工业，补上农村劳动力转移这一课。但是国内市场有限，消费水平低下，而且仍处于高积累率的阶段；二是走借外债的道路，但是以中国人口规模和人均外债水平计算，外债余额要达到一万亿美元左右，出口能力与还债规模难以适应；三是发展机电产品出口，通过国际交换为重工业自身积累资金，但机电产品基本属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落后国家难以涉足。”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第四条道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切入“国际大循环”，为工业发展创汇的同时解决劳动力转移——就成为具有广阔视野的崭新思路。

　　林毅夫的比较优势理论，对中国放弃赶超战略，趴下身子来以“世界工厂”的角色融入国际分工做了系统阐释。他将1970年代“亚洲四小龙 ”的崛起归结为“比较优势战略”，认为其经济发展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与赶超战略截然不同的是，它们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能够发挥当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而不是脱离比较优势而进行赶超。一个共同规律是，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积累、人均资本拥有量提高，资源禀赋结构得以提升，主导产业会从劳动密集型逐渐转变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

　　遵循这一战略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让人惊叹，然而，正如《经济学人》的前总编辑比尔·艾默特所评价的，它并不像很多人说的那样独一无二。和日本、韩国等一样，中国只是加入“雁阵”的一只体积庞大的飞雁。在以模仿为主线的后发优势逐一显现之后，这种战略的持续推动力开始减弱甚至消退，有经济学家将之归纳为“后发劣势”，即制度变革的停滞和创新能力的严重缺失。

　　后发优势在解释中国奇迹时稍显单薄，就好比并不是所有读过“乌鸦变凤凰”的人都能成为故事翻版的道理一样，毕竟还有不少曾与中国在同一起跑线甚至更优的国家没有发生奇迹甚至倒退。

　　崛起的模式并非只有一种，很多评价都不能在当下给出，比如印度。1950-1970年代尼赫鲁的进口替代战略使其付出了沉重代价。从1990年代经济改革以来，印度也在努力学习中国经济起飞的经验，但复杂的社会宗教和政治体制等因素，使其在吸引外资和发展出口导向的制造业方面步调缓慢。相比于中国的发展模式，印度更接近于一种内向型的自主增长战略。

　　不可否认的是，印度今天已经占据生物信息等技术的制高点，而我们却依旧在很多方面受制于人，产业链、技术和市场被外资占据，环境资源严重透支。这些都使得中国一直秉承的出口导向战略在面向未来时显出局限。长期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扭曲性的刺激外贸与引进外资的政策，包括压低人民币名义汇率、给予外商投资企业土地、资金、税收方面的优惠等。中国的外贸和外资政策，造就了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但是在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迈上中下等收入线后，中国还要秉承这样的思路吗？究竟是像韩国当年再次腾飞一举跨入发达国家行列，还是像一些拉美国家在这个发展阶段掉头冲下？

　　面向未来，我们需要全新战略。今天的中国再次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与十年、二十年之前相比，下一步的改革可能并不需要邓公南巡肯定市场经济方向时刻的重大勇气，但是横亘的难度和深度远非昔日可比。

　　围绕外贸体制改革及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中的诸多问题，我们邀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赵晋平、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中国国际贸易协会常务理事王子先进行探讨，是为“回望改革三十年”之十八。(王颖)

　　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

　　《21世纪》：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在对外开放的问题上面临多种选择，为什么最后选择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为什么会成为“世界工厂”，出口结构以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为主？

　　张燕生：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之后，当时的中国面临着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如何成功实现经济体制转轨；二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如何成功实现经济起飞和发展。这既是中国面对的发展难题，也是世界性的发展难题。因为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从理论到实践成功地解决大国的发展和转轨问题。

　　我们选择了经济体制改革之路，从尊重价值规律到发展商品经济，再到明确改革的方向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变化反映在经济结构上，是从前30年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重新回到劳动力密集型的轻纺工业快速发展的工业化战略上来。这是市场规律的作用。没有经济体制改革的选择，是不会出现这个变化的。

　　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要成功实现工业化，当时面临着两个战略选择：一是“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二是“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道路。

　　在 1950年代-1970年代，当时世界顶尖的发展经济学家都认为，穷国无法用开放的方式实现经济起飞和国民富裕，例如，普雷维什、辛格和纳克斯都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穷国可以出口的主要是农产品和矿产品等初级产品。相对于富国才能生产的工业品，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有越来越便宜的趋势。这意味着，穷国出口越多农产品和矿产品，可以换回来的工业品越少，出口购买力越差，怎么能实现富裕的目标呢。相反，如果模仿富国的经济结构，通过国家动员和分配资源，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生产自己的工业品，替代国际市场上越来越贵的工业品进口，那么，穷国会逐步发展工业、积累财富。美国和德国这些以前的殖民地和农业国，都是通过保护本国市场、发展本国工业而发达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印度、巴西以及亚非拉的绝大多数穷国，都选择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但东亚的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等小经济体则由于美国援助和本地市场太小等原因，在1960年代先后转向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事实证明，后者的发展业绩比前者好。原因是什么？1980年代以后，国际上出现了“新增长理论”，认为是开放激活了这些经济体的内生性增长因素，因此，它们发展业绩显著。

　　中国也对自己前30年的发展实践进行了深刻反省，认识到，内向型发展隔离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拉大了差距，只有对外开放才能实现中国崛起的目标。否则，经济只会走向崩溃的边缘。

　　因此，无论是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还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都告诉我们，一要改革，建立市场与政府互动发展的体制；二要开放，建立中国与世界互动发展的联系。

　　赵晋平：改革开放之前，进出口贸易是统制专营式的，基本上是一种国家行为，国内外市场的供求关系得不到有效的反映。在短时间内，仅仅依靠国内市场，想要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发展成为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国家，有很多的困难。所以小平同志提出，需要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这就需要考虑自身的发展条件是什么。当时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形成工业体系，但是工业产品在国际上是没有竞争力的。要从工业上发展外向型经济，不具备比较优势的。我们的比较优势是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因此，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的外向型发展道路，是由当时的历史阶段所决定的。

　　所谓“世界工厂”，是国外对中国的一种说法，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要把中国定位在全球经济产业链的低端。从目前的阶段来说，我们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世界工厂，而是具备相当研发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的经济体。

　　王子先：我们搞出口导向战略，和将对外开放确定为基本国策的初衷相一致。当时中国正面临着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资金和外汇双缺口的问题，尤其是改革之前过于重视重工业发展，导致满足居民生活需要的轻纺等产业非常落后。要改变这种局面，一是通过开放对外贸易，二是通过对外资开放。

　　实行贸易开放的出口导向战略，是学习“亚洲四小龙”的做法。那时发达国家正经历了一轮大萧条，大量资本、产业向外转移；“亚洲四小龙”也面临着货币升值的压力，也在转移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根据当时的形势，我们及时地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在外贸领域实行出口导向的战略，既解决了外汇瓶颈，也充分利用了港澳特别是香港的中间桥梁作用，承接了轻纺产业的转移，使消费品工业得到了大发展，长期依赖进口的发展模式转变成以轻纺消费品出口为主的出口结构。

　　从局部开放到全面开放

　　《21世纪》：对外开放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逐步推进，外贸体制经过多次的调整，而开放的区域也是从沿海延伸到内地。为什么当时会采取渐进的开放路径？

　　张燕生：从全球的大背景来看，1980年代以来，世界进入了经济全球化的新阶段。全球化的基本特征，一是扩大开放，扩大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促进资本、技术、商品和服务的全球流动；二是市场化，扩大市场配置资源的规模和范围，增进全球经济福利。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在对外开放之初，我们建立了4个沿海经济特区，加上后来的海南岛是5个。从今天的情况来看，这5个特区，发展最成功的是深圳，深圳是内地的桥头堡，香港又是深圳面向外面世界的桥头堡，通过这两个体制转换器，建立了中国进入了世界、世界也进入了中国的通道和桥梁。

　　由于我们率先开放的经济特区毗邻香港、面对东南亚，而香港和东南亚的成功经验又是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国当时又严重短缺外汇，因此，我们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外向型的出口导向战略，把这些小经济体的成功发展战略，通过深圳移植到国内。

　　外向型战略成功地解决了几个问题，一是成功实现了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起飞，它们又作为示范，带动了全国的对外开放；二是成功地培育了市场经济因素，通过引入外来竞争，促进我国经济体系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三是成功打通了中国通向世界的海陆空通道，从外汇和资本短缺转变为外汇和资本充裕。从本质上讲，这个战略使中国成功地启动了社会主义大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变迁，解决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难题；也使中国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起飞和快速发展，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进步，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成功地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但是，这个战略也存在问题，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它是小经济体的发展模式，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是外向型的。小经济体搞外向型经济不会引起太大的贸易冲突和摩擦，大国则不同。此外，这个战略在成功实现动态比较优势的转型升级方面存在陷阱，即路径依赖的负效应，因此是不能持久的。

　　赵晋平：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的思想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想法早已成熟。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讲话里说过，我们需要把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和技术，作为我们发展的一个起点。利用外资实际就是承接产业转移的一种体现。但在当时，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具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这样的条件。大部分地区还是延续计划经济体制，在制度和投资环境方面，和国际市场环境的差异非常大。当时企业的形态，主要是以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为主，尚未发展成为市场竞争主体。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外企业进入会有很多的制度性障碍。

　　因此，我们的改革采取了由沿海向内陆逐步推进的方式。从先期开放的一些沿海城市开始，创造制度和政策的条件，来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所谓承接转移，主要是“三来一补”型的加工贸易，需要临近国际市场。从空间位置上，沿海地区具备这样的条件，同时，沿海地区的在交通运输、产业配套等方面的条件都更为适宜。

　　外贸的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使得外贸领域开始具备更多的市场因素。企业开始成为市场的主体，自负盈亏，开始具备市场主体的典型特征。这应该说是一个进步，但是这种改革不可能是一步到位。我们的企业过去长期在行政指导下进行生产，不可能马上具备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当时我们的外汇储备是非常紧缺的，需要通过鼓励出口来获得更多的外汇。因此，当时对于很多不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产品，政府提供了补贴。政府和市场因素的并存，是渐进式改革的一个特征。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政府的作用在逐步淡化。

　　王子先：1988年提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重大的国际背景是：日元大幅度升值，日本产业升级和转移的步伐加快；而中国的加工业领域，沿海和内地抢市场和资源，矛盾极度尖锐。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的副研究员王建提出“国际大循环理论 ”，发展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把沿海推向国际市场，把国内市场腾出空间来给内地发展工业。实践证明，中央提出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是具有前瞻性的，既抓住了有利的国际机遇，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沿海和内地抢市场和资源的矛盾；既加快了沿海产业结构的升级，使其加入到国际分工的链条中去，也为中西部地区创造了发展的机遇。

　　《21世纪》：在出口方面，中国的表现非常强劲，在进口方面，我们的开放程度是否与出口相匹配？最近几年来，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不断，是否说明我们的开放程度落后于中国外贸的发展？

　　赵晋平：入世以来，我们按照WTO多边贸易体制框架的规则，调整我们的制度和政策，推动和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市场机制。同时，中国经济在更深的层次、更广的范围上参与经济全球化，使得我们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另外，从进口市场开放这个角度来看，也解决了国内企业技术改造，更新设备等方面的产品需求。

　　应该说，中国与一些国家在对外贸易方面的摩擦，和中国的对外开放度基本上没有直接关系。比如说，中国纺织品所面临的贸易摩擦，恰恰是因为对方的贸易保护主义所导致。世贸针对中国贸易政策的审议，中国每次都是顺利通过的，这就表明来自世贸组织的专家，对中国履行承诺和开放市场的进展还是满意的。

　　至于服务贸易领域，关于批发零售商业机构的准入，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等等领域的开放，我们都按照承诺在过渡期结束之前兑现了，服务业开放在稳步推进。但是，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服务业开放是和制度条件联系在一起的。比如金融机构业务的全面开放，跟资本管制制度本身存在着冲突，所以需要相互协调匹配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服务业的开放，如果超出了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或者超过入世承诺，我们还是应该采取一种谨慎的态度，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不能一蹴而就。盲目的一蹴而就式的开放，特别是在金融领域的，可能会对经济造成大的冲击，导致我们经济大起大落。我们要采取谨慎的态度，但对于承诺了的开放进度，我们则要坚决兑现。

　　朝向产业升级转型

　　《21世纪》：可以说，中国的外贸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这是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但现在这种外贸结构遇到了很多问题，中国需要进行产业升级，实现外贸结构的转变。我们应当如何促使这种转变发生？

　　赵晋平：中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发展现代工业，特别是现代制造业，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发展道路。

　　强调制造业的发展，并不是否定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我们继续坚持工业化道路，通过这种方式解决更多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积累更多的资本，满足人民生活和社会生产的需要，以及国际市场的需要，这是我们发展制造业的目标。但不可否认，服务业的发展也需要以制造业为基础。围绕制造业的发展，很多和生产相关的服务业会得到相应的发展。服务业的发展也反过来为制造业提供了更多服务的配套，为制造业提供了更多市场空间，比如金融业的发展，就和制造业有着互相促进的关系。

　　今后需要加快服务业的发展，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的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比较低。二是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制造业，满足制造业对服务配套的需要，有助于工业升级。三是服务业的发展，可以更多、更快解决劳动力就业方面的压力，服务业和制造业不同，制造业需要更多要素投入，需要设备、工厂、土地等资源，才能提供就业岗位，服务业相对来说更容易吸收大量的劳动力就业。四是服务业和老百姓生活质量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只有通过加快服务业发展，形成和制造业相适应的高水平的服务业，才能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提高生活质量，这也是对整个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五是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有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是国家发展水平上升的标志。

　　王子先：从中国的要素结构看，目前这个阶段的特点还是人口庞大，劳动力比较优势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

　　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小国的不同在于，大国可以在发展制造业包括中低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同时，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这两者在逻辑上并不矛盾。

　　对于低端制造业，沿海地区可能已经没有产业空间和吸纳能力了，但是广大中西部地区工业水平还很低，劳动力、人口、土地、资源都有空间，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能简单地把一个地区的发展模式在全国推行。

　　张燕生：我认为对中国来讲，目前，实现比较优势的转型升级是必然的趋势和发展的内在要求。因为人民币汇率快速升值、相对劳动力成本提高、资源和要素价格上升都是必然的趋势，当所有的东西都变贵了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当然应该生产更贵的东西，提供更能够为生产带来中间增值的服务，如研发和创新、综合物流和运输、金融和保险、专才和专业服务、资讯和咨询等等。所以，产业结构和比较优势的转型升级是唯一的生路。

　　中国的优势是人多，不仅仅是低端的农民工多，而且高端人才也多。我们为什么光搞血汗工厂、过度使用农民工呢？原因非常简单，一是体制、管理和政策不完善，缺少相应的制度规定和落实程序；二是要素禀赋结构决定，如一定时期内的劳动力无限供给；三是招商引资和出口导向是发展经济的重要抓手。而世界资本来中国是冲着两个目的：一是看中了中国巨大的市场，二是看中了中国便宜的劳动力。这导致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发展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确实推动了经济发展，但从产业分工的角度讲，利用的主要是低端劳动力。

　　《21世纪》：中国劳动密集为主的产业结构已经形成，那么，应该选择怎样的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路径？

　　赵晋平：在初期发展的时候，外贸主要是采取加工贸易的方式，出口规模增长很快，但我们的产业技术水平并没有很明显提升。这是很多人批评加工贸易的主要原因。但是应该看到，技术水平的提升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虽然目前加工贸易的占的比例还很大，但是我相信，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我们在很多领域的技术能力都在逐步提高，加工贸易在国内进行零部件和材料配套的采购比例会迅速上升，这是提高中国制造业技术水平的重要途径。

　　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二者之间并不矛盾。比如纺织业，60%的市场在国外，资金来源中外商投资大概占到30%-40%左右。纺织业真正占用国内资金，特别是稀缺资金的比例很低，并没有对高科技产业形成挤占效应。所以，不能认为由于发展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就使得高科技的产业的发展滞后。

　　扩大内需是中国经济长期保持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不能完全依赖于通过扩大出口带动我们经济长期的增长。凡是出口依存度比较高的国家，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比较高。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市场影响，而外部市场存在着不确定性的风险。

　　王子先：当前，以低端、中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制造业面临着全方位的挑战，产业转型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对此，我们应该全面地看待：一方面，我们应当遵循工业化和产业升级的一般规律，将资源、要素、劳动力价格按照市场规律逐步地进行改革和调整，并让企业主动地承受、消化、适应，缓解这个压力。另一方面，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没有谁会采取产业、贸易政策去限制自己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在就业问题还没解决的情况下。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一些部门和地方的认识还不全面。当前，制造业企业已经遭遇巨大的压力，作为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政府，就应该给企业化解压力，为它提供更多、更优良的服务，而不是在这个时候频繁密集地出台紧缩政策。即使是合理的政策调整，也应该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科学有序地进行。所以，目前理性的选择应该是，政府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化解压力、渡过危机。

　　货币政策工具，包括汇率制度是缓解对外经济失衡的一个政策工具，但我们不能完全依靠货币政策来解决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尤其是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是通过汇率升值来实现产业升级的。想通过人民币加快升值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目标，从理论到实际上都缺乏依据，负面影响很大，并隐藏巨大风险。外部失衡的症结还是在内部失衡，中国的高储蓄率、高投资率、低消费率，导致产业发展高度依赖出口，因此，我们应当从源头抓起，扩大消费。

　　张燕生：我们怎么形成一个新的竞争优势？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靠研发和创新。二是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过去经济发展的抓手是招商引资，这相当于把非常便宜的土地、劳动力等资源让利给外资，然后让全球使用廉价劳动力的产业都转移到中国来，现阶段的招商引资应该更多地转向体制创新，鼓励外资企业与中国企业合作互动，鼓励内资企业自强。东亚模式中，成功的经济体很大程度是依靠自主创新发展起来的。所以，中国也要调整整个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从过去片面强调招商引资培育市场经济因素的方法，向培育内生性经济增长动力的方向转变。